山河破碎风飘絮-聊晚清政改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清王朝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地方做大导致的中央权威的丧失，形成强干弱枝的局面。本身清朝初年吸取了明朝灭亡的教训，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将地方财政收入大部分收到中央（大概是七三开的比例），使得清政府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平三藩，灭准葛尔，收西藏。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由于中央军不禁打，一触即溃，清廷不得不将财权下放到地方，由地方组织团练，乡勇对付太平军，后来由曾国藩统领的湘军伺机发展成为最大的地方军政组织，李鸿章的淮军也在此期间坐稳。后来虽然曾大帅将大军裁撤以免引起中央的猜忌，但湘军政治官僚体系由此形成，并且由此把握大清最富庶的江浙地区达数十年之久，后来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地方势力的做大也大大削弱了中央的权威。慈禧本人一直在为加强中央集权做着不屈不挠的努力，比如以杨乃武和小白菜案为由，打击江浙官僚的势力，浙江巡抚杨昌浚、浙江学政胡瑞澜，杭州知府陈鲁一干官员100余位，革除顶戴花翎，永不续用。甲午战争之前不给北洋水师添置一艘新舰其主要原因还是为了限制李鸿章。但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国人痛定思痛，认定是体制原因导致失败，于是人们的目光开始从军事，产业，技术等基本因素转移到对体制的反思上，并且在各种不怀好意的革命家的忽悠下开始搞体制“大跃进”，引进西方君主立宪制，搞宪政改革，引进三权分立，建立地方咨议局（类似地方议会）的目的是为了制衡地方官僚的行政权，但是在这中间，地方官僚很快和咨议局同流合污，形成了更为庞大的利益集团，非但没有起到制衡的作用，反而进一步瓦解了中央的权威，假借人民的名义，打着改革的旗号，向中央发难，要更多的政策要更多的权力，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而且使得一个统一的国家变成一个个事实上独立的小王国，造成行政上的分离主义，把中央推行的仁政变成谋取自己私利的暴政，有好处进自己腰包，出了事让中央去顶，使得民心很快丧尽。为什么武昌起义之时清政府完全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就结束了，因为那个时候政府的地基已经被掏空了，就像一座纸糊的房子，踢一脚就倒掉，中央已经完全失去控制能力，只能请袁世凯出山收拾局面，南北和谈，皇族平安下台，从而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中华大地烽烟四起的悲剧。
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改革必须有中央的权威，否则就会变成人们打着改革的旗号分权。这也是为什么重庆薄某人必须被牺牲掉，因为只能在中央指导思想下去施行改革的政策，而不能地方改革成功之后成为反客为主升级为中央的政策。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重复着这个过程，使得中央的某些部委在地方眼中变成脑残。在目前诸侯经济的现状下，地方政府已成尾大不掉之势，非但没有起到刹车的作用，反而是很多社会行为的助推器。
休克疗法清末的改革对于执行者来说相当艰险，一方面肯定是需要改，不改是死路一条，这是共识。但另一方面改革并不等同于革命。前者是建设，后者是破坏，这就需要在改变方向的时候保持稳定，也就是286后来做的打着左转弯灯往右转。国家贫弱，工业落后就更需要集中权力和资源搞建设，但社会立宪人士却要求搞分权，更不要提很多夹杂着自己私货的改革意见。这对统治者的政治素养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持重缓急，步子走得慢一些，就能在过程中发现更多的问题，加以解决，减少转型期的阵痛，这本是做事情的常识。但很不幸的是在清政府的宪政改革中，中央不断地放权，将人事，财权等下放到地方，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组织能力和国家实力；但与此同时地方立宪人士并不买账，觉得这样做仍然太慢，改革的步子还不够大，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最为可恶的是掌握舆论话语权的那群立宪人士，打着宪政改革的旗号从中央手中要权力要资源，但中央政府从公共领域的撤退并没有带来国退民进，而是“国退民退”，改革的红利落入到少部分利益集体的腰包之中。经济运行的效率并没有任何改善，只是将大皇帝变成了土皇帝。本来从太平天国开始的地方权力进一步扩大，甚至可以普遍参与到军事和外交等国家行动当中，挟持民意逼迫中央政府加快改革步伐，在走都没有学会的情况下跑步前进。
清末的铁路建设可以为此提供一个注脚。铁路是工业化的标志之一，要致富先修路本身是不错的想法。但是甲午战争后，贫弱之中的清政府在铁路问题上对民营资本赋予了太多的期望，急切地将其推向前台，比如让官员尽力为公司保驾护航，不干涉公司管理，甚至对于资本50万两以上的路况老板授予一定的政治权利和官衔。（真是中华5000年未有的经商环境）。但现实很骨感，铁路是一个需要资本，技术和管理的高科技行业，民营资本在这一方面存在着先天不足。而且跟国有资本相比，民企在管理和监督上更是混乱得令人发指，内部管理乌烟瘴气。更为严重的是，各家民营铁路公司缺乏统一的规划，各自为政，诸侯经济，修出来的铁路要么没有经济效益，要么就是跟别家的铁路连接不上，社会资源的浪费更加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清政府只能出台措施将铁路国有化，而这个政策引发了推翻清政府的导火索-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本身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伟岸光正，实际情况是，民营的四川铁路公司股东挪用公款投机上海股市造成300万两白银的巨亏，正好赶上铁路国有化政策，于是公司要求政府承担这笔亏损。此举遭到邮传部长盛宣怀的断然拒绝：因为政府的钱是属于全民的，没有义务为少数人谋取私利造成的亏损负责。这个回答合情合理，但是损害了少部分人的利益。于是民营公司打出爱国口号，指责清政府国有化铁路是为了引进外国资本，是在卖国。革命党人也乘机煽风点火，抨击政府与民争利，造成四川社会局势的紧张。于是湖北的新军被调入四川镇压当地事态造成湖北防务空虚，革命党人得以在武昌趁虚而入。
被下岗的读书人这里有必要做一下说明。科举制的产生本来是为了使读书人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有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不管考试本身合不合理，是否落后于时代，至少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是随着清帝国进入鼎盛，人口大幅度增加，庞大的读书人群体和有限的官位之间产生了冲突，于是就产生了清朝就发明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候补道，指的就是那些考上功名但是没有官做那群人。用雍正皇帝的话说，就是把这群掌握笔杆子的读书人都进入官场的范围，让他们不要出去兴风作浪，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给读书人一条活路。进入19世纪后，随着清帝国的衰落，清政府就开始纳捐，考功名就变成了买功名，变成了金钱面前人人平等。当然这个制度在当时被人们诟病不已。
于是为了顺应时代的潮流，铲除封建残余，推进国家现代化，清廷在1905年废除了千年之久科举制度。但事实上这又是不了解国情，喝过洋墨水的书生出的臭主意，典型的顾头不顾尾，把洗澡水和婴儿一起倒掉的做法。不管之前的做法多么不合理，至少他给了读书人一个平台，能够让人们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现在直接突兀地废除掉科举和纳捐，而又没有新的上升制度来替代他，造成的结果就是大量的读书人失业，丧失了进取的空间。此时，动荡的社会中充满了反叛者，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给革命党人送李自成，枪杆子和笔杆子结合在一起自然就会产生特殊的化学反应…顺便提一句，上世纪“棺材宰相”也曾想大规模下岗公务员来甩包袱，被人劝住了最终没有实施，真是天佑中华。
心怀鬼胎的革命党人革命党人的脸谱远不像后世称颂的那样，当时革命党人为了夺取政权，不择手段，甚至采用黑帮政治，暗杀掉清政府中有能力有眼光，能做实事的官员。这种追求急功近利的效果的不择手段完全不考虑道德层面的因素。就像章太炎所说的：希望满清出桀纣，少出尧舜。为什么呢？满清如果都是尧舜那革命就没有成功的希望了。在这样的环境下，革命党人自然是破坏性远远大于建设性，因为屁股决定脑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用日本和美国留学生作个有趣的对比大家就一目了然了。甲午战争后，中国兴起向日本学习的浪潮，随着大清公务员体制的改革，政府也更愿意录用那些有着海龟背景的留学生来改造社会。而去日本留学正好满足了这些人的胃口：距离近，费用少，日本人已经将西方理论翻译过来。1905年清政府正式取消科举制之后，留学混个海龟头衔成为挤进公务员队伍的捷径，读书人争先恐后地涌向这个大门。而日本也投其所好地开办了许多“野鸡大学”，有些学制短的甚至只有半年到一年就可以毕业。这么短的时间连过语言关都不够了，这种留学生的质量可想而知，大部分人只是学到了几个时髦的术语，学会了怎么喝洋酒，怎样玩概念，虽然他们自己并没有看过，也看不懂西方书籍。而后来的事实表明，革命党中最具反叛精神，最能瞎折腾的正是这群半吊子留学生，拿着一知半解的西方理论，成了职业造反派。与之相比，赴美留学含金量却不是一般地高，学生必须考过语言，历史，数理在内的15门考试才能出国留学。（顺便提一句，这些学生学习的地方叫做“留美预备学校”，是美国人退还了一半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大家应该知道这所学校现代的名称叫什么吧），在这样严格的教学标准下，赴美留学生涌现出很多才华横溢的泰斗级人物，比如中国铁路的奠基人詹天佑，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等。
瞎折腾的结果就是很多真正对国家有建设性作用的人才不能够人尽其用，晚清“改土归流”的积极推动者，驻藏大臣赵尔丰就惨死在革命党人铡刀之下，其实不光是对敌人，就是对自己人也是如此。宋教仁恐怕是其中最大的悲剧。宋教仁本身算是革命党人中的另类，性格沉稳，老练，具有传统士大夫的品格，跟那些半吊子留学生不同，宋的理论基础扎实，日本留学时曾经写过《间岛问题》一书，使清政府在这块领土争端中占的上风，所谓“一本书捍卫一块国土”，而且实际操作中，宋教仁也是一个建设型人才，这在不折手段搞破坏的革命党人中是个另类。民国成立后，宋教仁很快与党内的同志产生分歧，同盟会认为自己在政治中所获得的权利太少，用各种手段希望获得更多的权力。但宋教仁认为既然游戏规则已经订好，就应该按照既定的规则去获取正当利益，而不是动不动就翻桌子，革命完了，就应该投入到建设中来，而袁世凯也对其非常欣赏，希望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因此宋教仁在党内外有着极高的威望，完全可能出任总理，这就引起了同盟会孙中山在内的高层的不满。1914年3月20日，宋教仁在去北京的火车前遇刺身亡。现在史学界普遍认为这次刺杀很可能是由孙中山的干将陈其美策划的，从利益上说袁世凯和宋教仁并无竞争关系，宋争的是总理而不是总统。刺杀之后所有有关此案的原始材料都被陈其美派兵销毁，成为悬案。在宋教仁案发生后，袁世凯建议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并且表示如果同盟会认为北京的司法不公正可以将案件交到革命党人控制的南京来进行，但是孙中山断然拒绝，主张武力征讨，才造成了第一次护法战争。
后记看完晚清改革的历程更觉得中国近30年的路走得不容易，庙堂之上的人是摸着石头过河，需要平衡各派的利益，也需要有良好的外部环境，最重要的是保持系统的稳定，不至于翻车。在你摸石头过河的时候岸边却有很多人冷嘲热讽，在那看猴戏，巴不得你掉在水里去淹死。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思想，一方面这是好事，能让国家保持一种活力，另一方面这也是容易导致失控的力量，人人都有项羽那种“我可取而代之“的思想，中华大地最近一次造反派的疯狂距今还不到40年，但是革命和改革不同，革命解决的是谁当皇帝的问题，是建立在百姓的鲜血上面的，核心问题就是夺取政权，我坐上位子再说，等到坐上去一看才发现，咦，这皇帝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嘛。
自鸦片战争以来到新中国成立，无数的口号，理念，思想回荡中国大地，大家都是药贩子，目的是把药给卖出去，至于病人吃了会有什么效果，有什么副作用不是他们考虑的，实际上这个国家需要的是医生，能治病救人的医生，而不是这群只要主义真，不怕砍头功的革命者。实际上目前的现状也是如此，万幸的是现在的药贩子早就没有前辈的牺牲精神，都是叫别人去砍头，自己躲在旁边喝咖啡的主，而经历过这么多次折腾的中国百姓已经不是那么容易被忽悠了。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清末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名臣，应该说他们是继承了中国几千年士大夫传统的优秀政治家，他们并不完全忠于满清，但是忠于安邦定国的理想，李鸿章去跟日本谈判，去跟八国联军谈判，明明知道别人会骂他卖国，但是他还是要去，因为事情还是需要有人去做的，当时他都已经是7，80岁的老人了。这样的人在历史上很难伟大起来，但恐怕中国更需要这样的实干家而不是口水党。
想买忙总易经总结，没钱，只有发帖了，欢迎灌水 读史观今，怀古如是。 不明觉厉，搭车捞分。 雪饵晚清系列评论功力深厚…… 曾国藩尚可称也，李鸿章败事有余，死有余辜
可以参考看《晚清大变局》毛屋堂，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9月
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历史啊 谢谢楼主 二毛 发表于 2013-9-30 09:54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可以参考看《晚清大变局》毛屋堂，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9月
好像新浪爱问里没有电子版，毛总有木有？ 貌似忙总读易经里，有过对晚清的论述？ 还有一本晚清军政传言录，可以看看 二毛 发表于 2013-9-30 09:54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可以参考看《晚清大变局》毛屋堂，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9月
这个书倒是第一次听说，买来看看，我是参考雪珥的书 lbxyzd2 发表于 2013-9-29 22:26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曾国藩尚可称也，李鸿章败事有余，死有余辜
败事有余过分了，李本来就是补锅匠，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理想的精英人物 我认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对于底层大众是永远不可丢失的精神武器，是悬在妄图阶级固化，欺压民众的精英阶层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武昌起义的导火索或许不完美，但是不完美的东西引爆了粉碎清王朝的炸药库。分析历史应该看大势，重点分析炸药库，而不是不完美的导火索。我不同情李鸿章，北洋水师的覆灭，作为创始人，作为一只军队灵魂的灌输者，他能没有一点责任吗？与伊藤博文的谈判中，作为继承了中国几千年士大夫传统的优秀政治家，他的表现出了哪些优秀传统？ 本帖最后由 小咕咚 于 2013-9-30 21:22 编辑
民心不是洪水猛兽，有民心思变，也有民心思定。当权者做得好，自然民心思定，做得孬，就会民心思变，不用精英分子教。 kahnleiting 发表于 2013-9-30 20:55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败事有余过分了，李本来就是补锅匠，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理想的精英人物
看看北洋舰队被搞死的全过程，就知道这家伙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lbxyzd2 发表于 2013-9-30 23:19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看看北洋舰队被搞死的全过程，就知道这家伙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那一仗北洋水师已经打到极限了，这是一个国家败给了另一个国家 小咕咚 发表于 2013-9-30 21:15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我认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对于底层大众是永远不可丢失的精神武器，是悬在妄图阶级固化，欺压 ...
不能用事后诸葛的眼光看当年的战争，那是一个国家败给了另一个国家，李如果不这样做，难道有其他办法可以打赢这一仗？ 标准既得利益派的分析。借古洗脑。
“重庆bo某人被牺牲掉”？是非不分能到这种程度吗？ kahnleiting 发表于 2013-10-1 01:26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不能用事后诸葛的眼光看当年的战争，那是一个国家败给了另一个国家，李如果不这样做，难道有其他办法可以 ...
不只是国家的失败，而且是文化的失败。李算是矮个中的高个。 大器晚成、忍辱负重、立功（剿灭某某、洋务）、权变（和稀泥）、荐才、贪财。。。好多标签，不容易的老头。哎，再便宜点吗？要不然再打一枪。
再看看同时期的清流们，写篇长文，打个嘴帐，就立德立言了？屁！
不要说那场海战，也不要说那些契约，难道不是体系对体系的失败。。。 写的不错，基本就这么回事 关于士大夫政治的传统
士大夫并不是皇权的敌人，而是皇权的帮手，二者共同构成一个上层建筑对底层百姓分肥，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央集权的本质。和军头不一样，士大夫再怎样闹也不会取而代之，清流与党争就是士大夫的反对政治的日常模式。“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也不是底层百姓的呐喊，而是军头们的政治宣言。陈涉们起事前是前楚国军人。士兵，那就是战壕里的贵族。五代有位说的更赤裸裸：“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所以赵宋以后主要通过科举与杯酒释兵权，皇室与士大夫合谋排除了军头对日常行政的干涉，甚至于弱化内部的武力组织能力，从而保证了大一统王朝的长治久安。除非王朝衰败才会又回到诸侯混战的局面，但是短暂的混战后新王朝又会重建大一统。所以宋以后仍然有大把权臣，但篡位的再无一个。张邦昌，张居正，曾国藩们都没有过这念头。所以慈禧们才能在太平天国之乱后继续维持几十年的大一统。
晚清的两大错误在于第一废除科举制使得读书人阶层与朝廷离心，之后的宪政热是这些人借西方理论企图重新垄断政权；第二是建立新军满清皇室却无能力使其对自己效忠。两者汇合的结果就是皇权完蛋了。但新的中央集权的模式应该如何建立，没人能知道。袁世凯错误的选择了重建帝制，但他没有解决上述两个错误，所以短短83天这个帝制梦就破产了。历史给中国的最终答案是党天下而不是议会制也不是总统制共和国。 晚清的根本性失败在于不知道在新时代如何重建中央集权的新模式
那些立宪派本质上的目的是在科举被废除后继续保持对权力的垄断，所以喊民主自由口号喊得很激烈，转身拥护帝制和党国也很迅速 lbxyzd2 发表于 2013-9-29 22:26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曾国藩尚可称也，李鸿章败事有余，死有余辜
国藩能人也 kahnleiting 发表于 2013-9-29 11:38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想买忙总易经总结，没钱，只有发帖了，欢迎灌水
楼主写的好，我来支持下:kiss: 中央吸血不是靠德，就是靠力
而太平天国已经暴露了清王朝力有不逮
而道德被各种大势力之间，湘军集团、淮军集团与皇室斗争的蹂躏中变得比手纸还可笑
什么都没有了，就不能怪别人起反心，虽然这种割据的状态是中华传统最不喜欢的
而外国人则起到了一个调节的作用，这是中国历史进入资本主义后的一大不同 小咕咚 发表于 2013-9-30 21:15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我认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对于底层大众是永远不可丢失的精神武器，是悬在妄图阶级固化，欺压 ...
李鸿章忍辱负重，务实肯干，不逊于伊藤 本帖最后由 小咕咚 于 2013-10-13 20:24 编辑
jade 发表于 2013-10-12 22:41 http://www.sychaguan.com/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李鸿章忍辱负重，务实肯干，不逊于伊藤
从哪些具体的事例可以支持你下的评语呢？
我从结果看，觉得李是矮个中的高个。 小咕咚 发表于 2013-10-13 20:22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从哪些具体的事例可以支持你下的评语呢？
我从结果看，觉得李是矮个中的高个。
组建淮军，镇压太平天国，捻军，洋务运动初步发展近代工业，兴建近代海军，你能干哪几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