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咕咚 发表于 2013-12-14 17:28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呵呵，那么贴里许多人所津津乐道的忍辱负重，和八国联军谈判，李鸿章不是意识到打不过了吗？李鸿章此时有 ...
李鸿章是战前反对开战，开战后别人看热闹自己拼光老本，战后又去背黑锅。
Redbee 发表于 2013-12-24 13:06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李鸿章是战前反对开战，开战后别人看热闹自己拼光老本，战后又去背黑锅。
谢谢回复.虽然观点不同,但感谢和尊重没有不同.
本帖最后由 lbxyzd2 于 2014-1-4 00:26 编辑
kahnleiting 发表于 2013-12-15 16:57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一个月不来，怎么都盖了这么多楼了。。。
李是知道日本人的野心和能力的，他自己的儿子就久居日本，判断 ...
呵呵，李鸿章稍微有点眼光，又怎么会做出《中俄密约》这种破事？更不要提中法战争全过程中福建舰队是怎么死掉的，完全尽显草包本色。更可恶的是，当初左宗棠想去收复新疆，这李鸿章李大人出于派系之争，在背后可没少干拆台的事情，要不是左宗棠是个硬骨头，硬撑下来，收复新疆？李大人叫你回家吃饭去
lbxyzd2 发表于 2014-1-4 00:21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呵呵，李鸿章稍微有点眼光，又怎么会做出《中俄密约》这种破事？更不要提中法战争全过程中福建舰队是怎么 ...
你了解《中俄密约》的背景吗？这件事的确是后人攻击李的一个把柄，但换别人就能做的更好？不要说怎么样不行，要告诉我怎么样行才可以，批评谁都不会，能提建设性意见才有用
kahnleiting 发表于 2014-1-4 15:56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你了解《中俄密约》的背景吗？这件事的确是后人攻击李的一个把柄，但换别人就能做的更好？不要说怎么样不 ...
偶哟，卖国有理成实干家了？你脑补的李鸿章形象果然是充满异位面风情
1895年6月3日，李鸿章以“钦差头等大臣”的头衔赴俄签订《中俄密约》。这一条约的签订，使沙皇俄国不仅骗取了在中国东北修筑过境铁路的特权，并为日后侵入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据说，李鸿章情愿在“密约”上画押，与其接受重金贿赂有关。
时任外交部副司长的沃尔夫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李鸿章带着这个签了字的条约和袋子里的200万卢布返回北京。在东方，良心是有它的价钱的。”不过，当事人维特从未提到过李鸿章行贿之事。
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了辽东半岛，在《马关条约》中最初有割让辽东半岛的条款，这对沙俄在远东的扩张极为不利。于是，沙俄联合德、法两国对日本进行交涉，通过追加中国对日赔款，换取日本退还辽东半岛。
在交涉中，俄国扮演了一个为中国“打抱不平”的“救星”角色，乃乘机向清政府索取“报酬”。为扩张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财政大臣维特的关于西伯利亚铁路穿过中国东北地区直达海参崴的建议很快得到了沙皇的批准。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4月，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向总理衙门正式提出这一要求，遭到清政府的断然拒绝。5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在莫斯科举行。沙俄别有用心地邀请清朝权臣李鸿章参加典礼，并待以国家元首之礼。此间，尼古拉二世特命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洛巴诺夫与李鸿章进行秘密谈判。
谈判期间，俄方利用清政府部分官僚急于同俄国结盟的心理，把“借地接路”作为实现结盟的先决条件。为迫使李鸿章就范，俄方不断施加压力，威胁讹诈，以中断谈判相要挟。后来竟然将单方面拟定的《中俄密约》约稿交与李鸿章。同时，沙俄还使用重金贿赂的卑劣伎俩，向李鸿章许诺，如果“接路”顺利进行，将付给李300万卢布酬金。李鸿章没有提出实质性的修改意见，就把约稿转奏光绪帝请旨，并电催清政府准其画押。
1896年6月3日，中俄双方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中俄密约》（正式名称为《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或《防御同盟条约》）签字仪式。该条约共6款，主要内容是：1．如日本入侵俄国远东或中国、朝鲜土地，中俄两国应以陆海军及军火、粮食互相援助，战争期间，中国所有口岸均向俄国兵船开放。2．中国允许华俄道胜银行接造一条由黑龙江、吉林至海参崴的铁路，无论战时平时，俄国均有权使用该铁路运送兵员、粮食和军械。
《中俄密约》是沙俄以不正当手段诱迫清政府签订的彻头彻尾的强盗条约。它的签订，使俄国不费一枪一弹，实际上把中国东北变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kahnleiting 发表于 2014-1-4 15:56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你了解《中俄密约》的背景吗？这件事的确是后人攻击李的一个把柄，但换别人就能做的更好？不要说怎么样不 ...
提建设性意见的话，你为什么不为汪精卫提供建设性意见让他可以拒绝投敌卖国？你为什么不为蒋介石提出建设性意见可以不反共？
kahnleiting 发表于 2014-1-4 15:56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你了解《中俄密约》的背景吗？这件事的确是后人攻击李的一个把柄，但换别人就能做的更好？不要说怎么样不 ...
想评价李鸿章的话，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当初与左宗棠在新疆问题上看看他是什么德性？
本帖最后由 lbxyzd2 于 2014-1-7 19:09 编辑
左宗棠之所以坚持出兵新疆，其出发点不是所谓湘军集团的利益，而是由于中国根本无法承受失去新疆以后，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一旦失去新疆，中国西部的防务就只能退守玉门关内，玉门是个不毛之地，在那里屯驻重兵，粮草和给养全都要靠后方补给，当时的运输工具还十分原始，大批物资经过漫长的河西走廊运到玉门，仅巨额运费就会成为中国一项永久性的沉重负担。另外，玉门的守军无法顾及长城以外的防务，那里是一望无际的蒙古草原，根本无险可守。而俄国人一旦占有新疆，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沿着长城东进，“日蹙百里，直达辽海”。这样一来，中国将失去长城以外的所有领土，连北京也会成为一座边城，“一日数警，永无宁日”。因此，他的主张是：“保新疆之所以保蒙古，保蒙古之所以卫京师”，只有保住新疆，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务体系，一旦放弃新疆，“自撤藩篱”，后果将不堪设想。
作为晚清第一人的李鸿章，长期在中国官场高视阔步，一览众山低，毫无疑问，他有着过人的识略和才智，左宗棠上面所说的那种情况，李鸿章当然不会看不到，可为什么他却只字不提呢？那是因为，如果提出这样的问题，将不可能使放弃塞防、单顾海防的意见得到支持，即使长城以北的所有领土尽是万里穷荒之地，悉数捐之而无所失，但是，一个泱泱天朝大国，让外国人把国境线划到北京的城墙脚下，让紫禁城和洋人的兵营之间“击柝之声相闻”，总不是事吧？
那么，左宗棠的这种看法究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呢，还是危言耸听的借口呢？我们还是来看看后来的历史再说。
尽管中国于光绪初年收复了新疆，但是，在十九世纪末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俄国人竟悍然宣布，长城以北是俄国的势力范围，其他列强不得进入；后来又签订了中俄密约，强租旅顺港，以修筑铁路的名义染指东北；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并签订辛丑条约时，俄国要求和中国单独签约，在东北驻军，进而要求割让东北，这些举动和日本的侵华野心相冲突，于是他们大打出手，最终导致一场狗咬狗的日俄战争；清朝灭亡以后，俄国又通过暗中策划和公开出兵，导演了外蒙古的独立，从此，那里的一百五十四万平方公里土地，成为中国永久的国耻；二战结束前夕，在雅尔塔会议上，俄国又以西方承认蒙古独立、俄国再次占有旅顺港和满洲铁路作为他们出兵与关东军作战的条件，要挟罗斯福；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苏论战中，俄国人竟公然宣称，中国领土，西部应以甘肃为界，北部则应以长城为界；至于在新疆地区，一百多年来俄国人的不光彩举动，就更是多得不胜枚举。限于篇幅，这里只能讲个梗概，如果认真翻阅一下过去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俄国人对于中国长城以北领土垂涎的例子，几乎是罄竹难书的。
俄国人从来也没有放弃他们占有长城以北的中国领土，尤其是占有旅顺这个太平洋上的良港的美梦。如果当年的中国真的放弃了新疆，那么，要让俄国不去沿着长城大举东进，岂不是和指望太阳从西边出来差不多吗？
尽管如此，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提出了与左宗棠相反的主张，他的理由是：“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因此，应该暂弃新疆，裁兵撤饷，将西征的军费移作海防。他的主张，实际上已经彻底丢弃了塞防，并且具有极大的欺骗性。首先，“暂弃新疆”就是一种鬼话，新疆一旦放弃，就成了别人的领土，到了若干年以后，时过境迁，根本没有重新收复的可能，所以，在新疆问题上，暂弃是不存在的，只要当时裁兵撤饷，中国就必然永远失去新疆，成了永弃。其次，李鸿章在提出这种主张时，完全遮蔽了放弃新疆以后，将会导致俄国人大举东侵，夺走长城以北所有中国领土的后果，把中国的损失，仅仅局限在新疆一隅，大大缩小了这种主张的危害程度。 那么，为什么李鸿章非要主张放弃新疆呢？因为，只要放弃了新疆，中国西部就必然裁兵撤饷，手握重兵的左宗棠会立刻被架空，只能灰溜溜地回老家，该干嘛干嘛去了。这样，就拔去了一颗眼中钉，消除了一个头衔与自己差不多，遇事又每每意见不合的官场中最大的对手，无论从李鸿章个人的角度考虑，还是从他的淮军集团利益的角度考虑，当然都是梦寐以求的。因此，李鸿章发动自己的朋僚，动员了官场中方方面面的力量，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海防和塞防的大论战。史书中“力排众议”四个字，形象地写出了当时的形势和论战双方的力量对比，的确，左宗棠在这场论战中一如既往，是相当势单力薄的，仅仅是由于放弃新疆之后，还将失去长城以外的所有领土的严重后果使清廷无法接受，才出现了与以往左李之间“政治斗争”不同的结果，最终决定出兵新疆。
如果来看一看李鸿章在收复新疆前后的种种表现，将可以使我们对这位晚清第一人在和左宗棠的“政治斗争”中的斗争艺术有更加清楚的了解。
自古塞外用兵有四难,即：筹兵，筹饷，筹粮，筹转运。李鸿章一向认为左宗棠的手下缺乏劲兵，只有一支刘锦棠的湘军勉强可用，但仅靠这支部队，是根本无法完成收复新疆的任务的，因此，他就首先在“筹兵”上做了手脚。他认为当时在陕甘的军队中，宋庆所统的毅军最具战斗力，其余的就都是些庸兵了，于是，便想方设法地调走这支军队。他指使老部下、时任河南巡抚的钱鼎铭，让他以中原空虚的理由将毅军调回河南，并出主意说自己不出面，“若由尊处审度局势，抗疏直陈，以省毅军裹带供诸军饱腾为词，谅可仰邀俞允。”于是，钱鼎铭照办，毅军也果然如愿被调走。实际上，在毅军之前，陕甘还有一支更加精锐的军队，李鸿章的运作也更加精彩。
在陕甘战争期间，清廷曾有过让李鸿章取代左宗棠的打算，同治九年四月，淮军主力刘铭传的两万铭军被迅速调往陕西乾县，李鸿章也来到了西安，后来情况有变，李鸿章被派往天津处理教案，铭军便被留了下来。那时，左宗棠的军饷极度紧张，他的军队在前线，是所谓的“征军”，除了打仗，还要担负赈济安置百姓等许多工作，负担极重，士兵们也辛苦异常，但他们每年只能领到一个月的军饷。而铭军虽然在乾县无所事事，属于“防军”，每年却至少可以领到九个月的军饷，与那些历尽艰辛的“征军”们的待遇有着天壤之别。在俄国出兵伊犁之后，新疆的形势变得复杂起来，清廷命令刘铭传率所部两万人开赴新疆，打算同俄国交涉，收回伊犁。照道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国家用重金供养的铭军，到了保卫疆土的节骨眼上，正是出力的时候，理当勇往直前才是。然而，刘铭传此时却打起了退堂鼓，不但不去新疆，连肃州（今天的酒泉）也不去。他一再称病不前，拖延时间，实在无法再拖时，竟然离开部队，辞职回家去了。
统帅病了，走了，不可能两万人马全都病了，还得执行开赴新疆的命令吧？刘铭传临走时，推荐原甘肃提督、正在天津老家养病的曹克忠自代。曹克忠上任之前，先去拜见了李鸿章，并提出请求，希望按照刘铭传在任时的标准发放军饷，并且不要削减铭军到陕西后额外增加的转运补贴，李鸿章不好当面拒绝，只得同意了。但是，暗地里他却将四十营一分为二，其中的十八营由唐定奎统带，不等交接就开赴往徐州；剩下的二十二营在交给曹克忠之前，也做了十分巧妙的安排。他在给刘铭传的信中这样说：“因荩臣(曹克忠)恳求再四，允将向拨麾下转运、添募杂费银二万两，照旧饬拨接收，意颇欣然。此为吾弟急欲脱身起见，替人要饷，仍代报销，永远烦恼葛藤终贻子孙之累，弟若为兄设想，当皱眉也。荩臣到后，拨出之营如将士不愿随征，悉准告假。无论去否，均给欠饷三月，必无人肯去。”经过这一系列的运作，曹克忠到任后果然一筹莫展，剩下的铭军根本不听他的号令西行，甚至发生哗变，于是，曹克忠不得不将指挥权仍然交还淮军将领、刘铭传的族侄刘盛藻，从此，这支部队就再也没有离开陕西一步。到了同治十三年六月间，陕甘的战事全部结束，眼看就要出兵新疆了，李鸿章上奏：“查甘省现早肃清，陕境防务已松，拟请旨敕下陕西抚臣，速饬记名臬司刘盛藻，统率陕防武毅铭军马步二十二营，星夜兼程拔赴山东济宁及江南徐州一带，择要驻扼，以备南北海口策应。”于是，这支铭军最后无一兵一卒开赴新疆，左宗棠也就只好用陕甘的那些杂牌部队出关，去碰碰运气了。 接下来的事是筹饷，一场这么大规模的远征，没有军饷，当然是不可设想的。在塞防和海防之争中，虽然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主张得到清廷支持，但李鸿章也绝不是这场论战的输家，因为左宗棠的意见是海防和塞防并重，而不是放弃海防不管。这场论战之后的三年，正是收复新疆最紧张的日子，左宗棠采购和运输军粮，做了一年准备，然后在剩下两年里挥师出关，收复天山南北，荡平了阿古柏匪帮。就在这三年里，李鸿章大喊加强海防，硬是从各省的协饷中挤出二百万两银子做海军经费。这还不够，光绪二年，他又以上海轮船招商局收购美国旗昌洋行的理由，让盛宣怀拿着他的亲笔信，去江南各省，再次挤出了一百万两银子。这样一来，就算这些省份还有人打算为收复新疆提供支持，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本拿不出钱了。
到了这时候，左宗棠要想解决军饷问题，除了借洋债之外，已经没有任何别的办法。李鸿章早料到这一层，他不出面，却怂恿两江总督沈葆桢上奏，反对左宗棠向洋商借款。这一系列计划如能得逞，势必使收复新疆的战役被釜底抽薪，由于没有经费而中途搁浅，左宗棠的所有努力也就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沈葆桢的意见，实际上仍然是放弃新疆的翻版，他认为中国此时只要在西部采取屯垦放牧的做法，就可以解决问题，使“胁从者稽首归命，渠魁亦束手就缚”了，而一旦出兵，获胜的希望只有万分之一。左宗棠当然不能同意这种意见，他说：“伏惟出塞之师，实缘局势所在，不得不然，迥非黩武穷兵，侈言远略可比。”
捍卫自己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当然和穷兵黩武有着本质的区别，清廷也实在无法相信不靠武力就可以解决新疆问题，便最终同意西征军借洋款一千万两。左宗棠接到这份“恩旨”之后，“次日大飨诸军，宣示朝廷德意，令诸将校传谕，士卒欢声雷动，佥称誓当竭力图报，有口同声。”显然，西师中所有的人都在担心军饷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将士的士气。为了节省利息，左宗棠将借款的时间推迟到第二年，并且将借款数额减为五百万两。
尽管左宗棠已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减轻国家的负担，但这样的结果使李鸿章先前的企图成为泡影，他在给手下丁日昌的信中极其气恼地说：“左相借洋债千万，幼丹奏驳极结实，尚交左公核复。闻部议初亦不准，枢廷独力主之，可谓谬极。左公奉到准借寄谕，高兴万分，即日整旆出关，有肃清西域之志。”
李鸿章反对收复新疆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但他的理由却一直在变化着。同治十一年，他对丁日昌说：“俄人坚据伊犁，我军断难远役，非开铁路则新疆甘陇无转运之法，即无战守之方，俄窥西陲，英未必不垂涎滇蜀，但自开煤铁矿与火车路，则万国踹服，三军必皆踊跃，否则日蹙之势也。”这时候是说只有修了铁路中国才有可能收复新疆，而修通往新疆的铁路，还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事，所以，也就只好迫不得已，放弃新疆，任凭俄国人去“日蹙之势”了。
同治十二年，陕甘的战事即将结束时，李鸿章对沈葆桢说：“惟俄据伊犁，骎骎东犯，世无班定远赵充国其人，势将陆沉莫返。左公已老，得陇便为幸事，似未能强令出塞矣。”在这里是说，因为这时的中国没有汉朝的班超、赵充国那样的人物，不能和汉朝相比，所以只好把新疆送给俄国人了。
光绪二年，大军即将出关，李鸿章对沈葆桢说：“昨英使福西特过谈，彼曾住喀什噶尔七月，谓回王（阿古柏）雄桀能军与俄人狼狈一气，左军殊难制胜，但冀此役成功，毋为邻邦贻笑耳。”这时候是说阿古柏不好对付，左宗棠即使勉强出关，很可能还是会让外国人看笑话。
光绪三年五月，等到左宗棠一举收复乌鲁木齐，接着又打开通往南疆的门户之后，英国人出面“调停”，要求准许阿古柏在南疆立国，条件是“作为属国，不必朝贡”。郭嵩焘向清廷建议：“与其穷兵糜费以事无用之地，而未必既能规复，何如捐以与之，在中国不失宽大之名，在喀什噶尔弥怀建置生存之德。”李鸿章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说；“左帅新复吐鲁番托克逊等城，自诩南路折箠可下，朝廷日盼捷书，催协饷如星火，更无以雅各刊投诚之说进者。然将来势必旋得旋失，功不复过。”这时候的李鸿章依然认定，左宗棠不肯见好就收，接受英人调停，准许阿古柏立国，即使南疆收复，将来新疆的形势也一定会出现反复，左宗棠所做的一切，全都是徒劳的。
接下来，中国军队在新疆取得节节胜利，但李鸿章却一直在不断地做出居心叵测的预言。他说；“威使去秋欲调处喀什噶尔事，总署转致左公，深不谓然。今既收复吐、托二城，又讹传喀酋自毙，左公方以一分二厘五毫利息借英商五百万金，以图进取，岂更愿受外人调停？闻有廷寄令其统筹进取及善后，全局如何结束，月余尚未复到。彼所恃一刘毅斋（锦棠）,顷来书亟欲告退，则前敌势事，掣肘可知。”“左相拟于八月进兵，冀可渐次得手。惟闻喀酋之子嗣位，投诚于俄，不知有无变态，如何结束。”不久，南疆全境收复，他又说；“新疆南路已复，惟喀酋与白彦虎似已遁入俄境。渠魁未获，善后难言。”“回疆四城闻皆收复，喀酋、白逆拥众西遁，恐入俄界及浩罕境内，边防后患甚长，措置大为棘手。”不难看出，李鸿章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在全力唱衰左宗棠。 在中国军队以锐不可当之势，胜利收复天山南北之后，接下来，就是收回伊犁了。这时候，李鸿章的一系列言论，今天读起来依然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他说：“俄人方纵白彦虎及安集延游匪侵扰南北路边界，左相又禁令各城，不许与俄商贸易，瑕衅渐生。伊犁既无还期，崇公恐成虚往。”“其实即久假不归，于大局无甚关碍，今成蛇足，进退两难。左公意在主战，未免不知彼己，不虑后艰。”“伊犁新约纰谬多端，左帅与廷僚议驳，并请严惩地山(崇厚)，以间执俄人之口。而驻京俄署使大肆咆哮，已发电报请示本国。”“地山以头品京秩、头等公使之议，旋即翻变，劼刚名位视地翁相去远甚；地山衔朝命而出尚不可靠，劼刚则由海外移俄，知其未曾面圣，亲授机宜。又俄、英猜嫌已深，劼刚与英人交密，俄必疑其与英勾串，更格格不入。有此数节，可谓画蛇添足。恐于国事无益有损耳……左帅主战，倡率一班书生腐官，大言高论，不顾国家之安危，即其西路调度不过尔尔，把握何在？将来俄人不必遽动大兵，止令所属哈萨克、布鲁特、安集延及白彦虎之众入境肆扰，数十万人可一呼而至，左公即首尾不能自顾，可为悬心。”“今废此约，正合高福满之意。盖与我军击柝相闻，又因细故生衅，恐其阴嗾所属哈萨克、布鲁特、安集延部众，及白彦虎叛党时相侵扰。金和甫、张朗斋所部各万人，饥疲已甚，仅刘毅斋勉夺弩末，首尾未能兼顾。设有蹉跌，再失数城，全局即虞震动。左公衰髦好为大言，究其军实饷糈，素为俄人所蔑视。” 李鸿章认为，“俄在西国为最强，其与中土，沿海、沿边交界三万余里，更非英、美、德、法可比。伊犁乘回乱掠取，本不欲归我旧疆。在我则欧脱极远之地，亦可不急索还也。中外主国计者忽而好大喜功，再三追索。枢廷不谋于众，竟以软弱无识之人充其选而假以权。忽又举朝狂吠，废弃已定之约，理可谓直乎？”
在李鸿章眼中，伊犁问题上，不占理的一方是中国，伊犁交涉完全是多余之举，因此，要求俄国人交还伊犁，成了“好大喜功”，要求惩处崇厚，重开谈判的呼声，成了“举朝狂吠”。似乎，只有将伊犁拱手让于俄国才合情合理。事实上，伊犁问题的产生，本来就是俄国人不速自到，侵占了中国领土，又自食其言，在中国恢复了天山南北的主权以后，依然赖在那里不走，才引起两国交涉甚至兵戎相见的，理亏的一方是俄罗斯，不是中国。当时的中国固然国力疲惫，但俄罗斯也刚刚结束了和土耳其的战争，筋疲力尽，同样不敢打一场根本不占理的战争，俄国代理公使的当众咆哮，是一种外强中干的表现，完全是做样子给李鸿章看的。
在这一过程中，左宗棠采取了和李鸿章截然相反的态度，据理力争，毫不退让，甚至抬棺出征，中国的积极备战，有力地支持了曾纪泽的外交谈判，俄国人心虚胆寒，再三讹诈没有效果，只好作出了让步，修改了与崇厚签订的条约，交还了伊犁。
在伊犁问题上，左李二人完全不同的立场，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一交涉的胜利，和在整个新疆问题上的胜利一样，本应是左宗棠以事实教训了李鸿章，后者已经失败得非常彻底，但事情的结果却完全变了个样。
李鸿章对新疆问题，从一开始的中国没有收复新疆的人才，打不赢这场战争；没有到新疆的铁路去完成军粮的转运，无法进行这样的战争；阿古柏雄桀能军，左宗棠将会打败仗；进入南疆以后，一定会旋复旋失出现反复；喀酋和白彦虎逃入俄境，后患无穷，无法应付；一直到伊犁交涉期间，一旦以强硬姿态对付俄国，后果将不堪设想等等，所有的预言全部都落空了。
李鸿章事前完全没有料到，新疆之役，竟然会以中国的全胜而告结束，这使他处于事实上的非常尴尬的境地。于是，如何把这场战争的胜利说得一钱不值，进而贬低左宗棠，就成了接下来李鸿章要面对的头等大事，否则，这位晚清第一人还怎么在官场上混呢？
他在给朋僚的信中说：“左相拥重兵巨饷，又当新疆人所不争之地，饰词欲战，不顾国家全局？稍通古今者，皆识其奸伪，而来书亦欲鄙人效颦，不免有违素志。”“左公老矣，遗累后人，未敢许为经国远谟，但旧物既经光复摆布殊不易耳。”事前曾断言不可能收复的领土在收复以后，变成了“人所不争之地”，左宗棠扛着棺材，历尽艰辛打了一场胜仗，变成了“遗累后人”，反倒成了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