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辉煌到坍塌
本帖最后由 一身轻松 于 2013-7-2 17:33 编辑本文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和分析，某些数据未经过核实，毕竟不是论文，加上本人一向懒得出奇~``
苏联解体曾经是国内很热的一个话题，分析结果也多种多样，其中腐败论、出卖论在民间是两大主要结论。但这不足以说明苏联在发生解体征兆的时候，苏联民众没有尽力去维护和保卫，甚至包括军队在内的大部分底层民众选择了一起参与推翻苏联的行动。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推翻政府真的如某些人所说，是一种时尚？
1、列宁主义的诞生：马克思理论的激进化改进
先回到苏联诞生以前，甚至再早一点，回到第二国际时代。马克思在论述无产阶级获得政权的方式中，认为无产阶级不可能在资产阶级政府中获得真正的话语权，而任何与资产阶级妥协的行为都会危害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的这一政治观点是建立在现代选举制度还没有广泛推行，选举仍然只是富人的玩具这个观点基础上。同时，马克思认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中，阶级矛盾大于民族矛盾，所以就有“全世界的无产者们！联合起来！”这样的口号。
在经济观点上，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本质都是为剥削做掩护，个人参与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谋求个人私利。马克思将之归结为一切不平等和罪恶现象的根源，他毫不隐晦地对“利润”这个经济名词表达了厌恶。他认为人类存在的目的应该是消灭不平等，消灭贫富差距，而人类进行生产的原因应该是“出于崇高的精神目的”，而不是当时的“迫于生计”。
总结下来，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带有明显的宗教和理想主义色彩，比如认为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可以弥合国家之间的矛盾，当然前提是国家必须都是由共产主义者掌权；比如将经济活动视为罪恶的，鼓励人们为了思想而去进行生产和劳动，这一点和修行颇为相似。这对于正处于经济转型时代（从手工劳动到机器化大生产）的底层民众颇有吸引力，想想看，当实现共产主义之后，大家有饭吃，有衣服穿，甚至有老婆干！（马克思的本意是嘲笑资产阶级生活的腐败堕落，但后人在理解上出现偏差，将其错误理解为“共产共妻”）与当时一天工作18小时，而且动不动还有失业的危险比起来，这样的未来世界确实值得奋斗。
但当马克思推广他的思想时，很快遇到了现实的阻力。现代选举制度因为社会矛盾激化而出现，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合法的选举来获得一定的利益，这样在政治上无产阶级与社会利益阶级的矛盾被大大缓和；而相对于物质极大丰富的未来世界，眼下的世界虽然物质贫乏，分配不公，但无产阶级还是要吃饭的，这就为无产阶级与社会利益阶级妥协达成了经济基础。因此，马克思痛心地斥责当时的工运领导人，认为他们搞缓和，搞妥协，是背叛工人革命。
但对马克思主义打击最大的不是工运领导人的背叛，而是即将到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欧洲战争传统的延续，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了参战国人民的广泛欢迎！因为战争不仅是增加民族荣誉的机会，也是改善个人命运的重要机遇，当然前提是战争还不是那么残酷的话。在这种民意气氛下，各国的无产阶级也支持本国政府参与战争，很明显这对于马克思认为阶级矛盾大于民族矛盾的理论是个致命打击。尽管共产主义者们为他进行了各种辩解，但原始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是个不可争辩的事实，共产主义的传播者们必须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改变才能获得人们的支持。
列宁的理论改革在一开始并不受重视，因为他的主要观点，如“首先在一国夺取政权”既不符合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也与当时的社会传统相违背，当时西欧的主流思想是要避免剧烈的革命，因为法国大革命和随后的1848年革命导致了人们对革命的暴力后果产生了恐惧。在经济上，列宁主要用一切手段强迫人们去执行共产主义的经济概念。政治上，无产阶级不再谋求通过运动和罢工来改善政治地位，而是直接要求国家的最高权力。从这些观点看，列宁主义显然属于马克思主义中的激进派别。激进者是好的革命者，但绝对不是好的建设者，这一点我们将从苏维埃俄国建立后看出来。
2、建设一个列宁主义的俄国
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开始按照他的观点改造国家，许多列宁时代的产物将一直伴随这个国家一直到它过完74岁的生命历程。
首先在经济上，列宁消灭了一切被马克思认为存在剥削可能的经济活动，但这不代表俄国在一夜之间就达到了物资极大丰富的阶段。由于苏维埃政府取消了个人通过合法劳动致富的途径，因此包括贫农在内的整个农业系统生产效率极端低下。一直到1940年，俄国的人均粮食生产量都比沙皇俄国要低，而且这个结果还是建立在开垦了大量荒地的基础上。
在对外政治上，由于列宁强调不与资产阶级妥协，加上列宁主义者在匈牙利革命胜利后的暴力行为，俄国与其他国家的信任感极低，俄国几乎处于一个空前孤立的状态中。与此同时，既然共产主义已经在俄国建成，那么他国也可以开始共产主义运动了。所以俄国开始向外输出意识形态，鼓励并支持一切对共产主义有亲切感的组织和个人。共产主义中关于未来的描述很是吸引当时的年轻人，而且十月革命的成功，也使得这些未来有可能在俄国首先实现，因此在1920年代初期，共产主义成为了根治一切社会顽疾的灵丹妙药：政府腐败了，要共产主义！战争失败了，要共产主义！没饭吃了，要共产主义！甚至娶不着老婆，也要共产主义！（前面关于“共产共妻”的错误理解，1918年在俄国农村多次上演，这不仅打击很多农民对共产主义的支持，也为别国攻击共产主义提供了舆论弹药）考虑到此时共产主义的支持们大多是无产阶级，因为可以看出，共产主义在他们心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但也是从这时起，共产主义这个理论开始承载了太多的理想，这些理想终将导致它的坠落。
除了外国的战争威胁，俄国内部的不同意见者也是问题。在任何情况下，与政府相对的持不同政见者都是存在的，这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但在俄国，这些人的作用被夸大，并被系统地从社会活动中清除。这种极端的反应无疑来自列宁关于“永不妥协”的理论思想，在这种思想下，一切不支持共产主义的思想都是异端，是属于绝对要清除的。应该说，在早期俄国一穷二白的时候，统一思想确实能提高社会的效率，但我们也会看到，这种行为也压制了正常的民意反馈，并在未来以更猛烈的形式爆发出来。
马克思和列宁对共产主义的描述中，共产主义应该是代表最先进生产力和生产效率。而此时工业对农业的巨大生产优势已经显露出来，同时由于潜在的战争威胁，俄国也必须具备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来对抗几乎全世界。这就造成了俄国对工业化的极端渴望。实现工业化，尤其是高度工业化对俄国来说不仅仅是国家经济和安全问题了，而且是展示共产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但工业化是不能仅凭热情和干劲来实现的，因此尽管苏维埃俄国政府想尽了办法，俄国的工业化进程一直幅度不大，直到1927年，“堕落的美国资本家”为了“利润这个人类社会的枷锁”与苏联政府合作进行工业建设之后，苏联的工业化才初见端倪。 3、斯大林
如果说列宁的主要眼光仍在国内的话，斯大林则将眼光转移到了国际，并且斯大林巩固和完善了列宁制定的许多基本准则。这些准则将列宁主义推上了顶峰。
斯大林无疑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伟人，在他的统治下，俄罗斯的控制范围达到了历史上最大程度，而且未来也不太有可能再恢复到斯大林时代的颠峰。斯大林接手的俄国尽管努力地向工业化前进，但本质仍是一个农业国，在他去世时则是世界第2大工业国。由于战争的原因，斯大林将计划经济制度的优势发展到了及至，但同时也丧失了最后一点经济制度的灵活性。在对外关系上，斯大林将列宁主义中关于共产主义没有国境的理论更进了一步，直接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务，这也为后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留下了伏笔。
斯大林接手的时候，苏共内部关于如何进行下一步共产主义建设方向正处于激烈的斗争状态。经过近10年的列宁式建设，苏联距离共产主义的目标——物资极大丰富仍很遥远。同时，对于思想的管制也越发严格，以至于任何尝试不在马克思和列宁理论范围内的改良，都被认为是不正确甚至是反马克思列宁的。很自然的就出现了分歧：是继续马克思和列宁的预言，咬牙忍受生活水平低下还是缓和阶级斗争，先把物资极大丰富的问题解决掉？斯大林选择了前者，然后，通过大清洗把所有支持后者的和潜在的支持者消灭掉。大清洗的意义我们不去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大清洗影响了未来几十年后的苏联，此后的苏联决策者再未对共产主义是先解决信仰问题还是肚子问题而发愁，因为根据大清洗的教育，在任何情况下，信仰都是优先于肚子的。这是后来苏联物质生活匮乏的理论原因。
既然确定了信仰优先于肚子，那么农业生产还是不够怎么办？斯大林的回答是，那肯定是阶级敌人破坏，因此要用果断的专政手段来解决。在斯大林时期，专政机构的权限越来越大，甚至可以仅凭一句话就来判断罪行。不说话行不行，也不行！那是腹诽！还是对共产主义不满！于是，不管你说不说话，10年苦役始终在等着你。斯大林就是通过这种特务式的手段，一方面增加生产者的压力使他们生产出更多的物资，另一方面则增加消费者的压力使他们接受这种物资供应不足的生活。与绞尽脑汁提高生产率相比，高压手段无疑更简单（而且短期内）有效。
在对外政策方面，斯大林坚定地执行了列宁关于在他国建立共产主义的决策，而且由于西方国家对苏态度缓和（当然这是由于苏联先对资本家表示了欢迎之后），斯大林成功地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找到了共产主义的追随者。与列宁相比，斯大林对外国盟友的态度还是比较务实的，不再鼓励武装暴动等行为，转而支持罢工、抗议等温和很多的斗争方式。此时的斯大林真是一个共产主义分子吗？我个人认为在对外政策上，他的利苏倾向明显很多，一切政策考虑都是从对苏利益的角度出发，甚至在纳粹德国发动侵略战争之后，第三国际指示在西方的共产主义小组多多发动罢工运动，以削弱这些国家对战争的应付能力。这个时候的斯大林更象国家管理者，而不是列宁那样的职业革命家。
苏德战争对苏联的影响是巨大的。由于政工人员的瞎指挥，导致战争初期损失惨重，整个俄罗斯几乎到了亡国灭种的时刻，斯大林不得不暂时放开了政治挂帅的严苛标准。我们现在看到当时的苏联人心一致，生产热情高涨，以及创造力空前活跃的背后，也应该注意到此时的苏联唯才是举，不少专业人员尤其是技术人员尽管政治上仍然处于被管制状态，但待遇上已经具备高出一般人的标准。加上西方对苏联援助的先进工业设备和技术，以及战争对其他国家的削弱作用，苏联在工业能力上一举超越了欧洲其他国家。在1937年，苏联的综合国力比德国还低一点（在《大国的兴衰》中，保罗肯尼迪综合了各项指标，给苏联14%的综合工业水平，同期德国是14.4%），到了1945年，欧洲已经没有可以与之一比的国家了。
但是战争带给苏联的副作用也是不小。由于优先生产军火，重工业尤其是军火相关工业得到了火箭式发展，而与军火生产作用不大的民生轻工业则被削减到最低。与此同时，负责经济发展规划的计委部门权力空前强大，任何试图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政策，没有他们的配合根本就无法实行，而任何试图改变工业结构的想法，都会或多或少地损害到计委的权威。至于农业，则更是一场悲剧，战争掩盖了农业生产率一直不足的矛盾，到了1947年，战争结束一年半以后，整个苏联还在为粮食不足而奋斗，不少集体农庄甚至将怀孕的牲口宰杀以获得食物，而这一切，又通过批判罪恶的德国法西斯将矛盾转移了出去，因此农业生产问题一直到斯大林去世都没得到很好解决。
但粮食的数量问题却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获得了一定解决。
由于东欧国家错误的选择了阵营，以及法西斯德国的失败，这些国家基本都成为苏联的占领地。同时，这些国家也基本都是农业国，于是，大量的农产品被作为战争赔偿运回苏联，除了捷克和东德等原本工业就较为发达的地区外，其他国家在斯大林的战后规划里都是作为农产品和原料供应国存在的（这其中也包括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上面斯大林对于东欧国家的定位就能看出来，斯大林不认为这些国家拥有与苏联一样平等的权利。华约成立后，东欧国家更是直接成为苏联的军事政治附庸，无疑这对当地人民的自尊心是很大的伤害。二战的结束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转变：在欧洲，共产主义不再是超越国境的神话了，虽然还没有伤害到共产主义对人类未来的美好前景，但也不再是人类前途的唯一方向了，因为美国也展示了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方向。如果说此前的共产主义是“古典”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那么此时它就有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共产主义在信仰上的压倒性优势不复存在。
更重要的是，斯大林去世了。
共产主义时代的颠峰就这么过去了，接下来是苏联时代。
4、题外话：共产主义的理论危机
苏联奇迹一向被认为是制度优势、体制优势、以及思想优势。苏联的立国之本——马克思主义（以及列宁主义）都是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时的思想产物之一。农业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都建立在生存的基础上，一切目的都是为了从不够数量的生活物资中获得一定的生存数量。但是到了工业时代，人类社会的活动就不再是以生存为目的，由于机器生产和殖民地的开拓，人类首次获得了在总量上足够全人类使用的物资，因此人类的活动重心就转移到如何分配这些物资。
在《资本论》完成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已经针对当时的社会情况进行了一定的调节，比如将剥削目标转移到国外的种族，比如政府强行干预分配过程等，尽管分配不公的现象依然存在，但总体上来说，是在逐渐满足大家的要求的。关键是这种改良是在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进行的，不会引起社会的剧烈变革。
除了资本主义本身，共产主义的竞争者还包括无政府主义等。
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主要在于仇视一切干涉个人权利的政府行为，进而反对政府的管理和存在。在共产主义早期，反对政府与共产主义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双方很自然的就成为了盟友。但是无政府主义不仅反对资产阶级政府，也反对无产阶级政府，因此在一战前后，尤其是十月革命后，无政府主义逐渐与共产主义分道扬镳，逐渐进化成个人利己主义，极端重视个人权利，反对政府对个人生活的任何干涉。眼下热门的斯诺登就是代表人物。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研究的话，就会发现，共产主义没有一个真正的对手，或者说，共产主义把其他一切思想都当成了对手。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包括了从思想信念，到政治体制，到经济结构，到生产关系甚至对外关系等一系列的具体标准。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一套完整的国家政权体系描述。这就在实践中造成一个很尴尬的情况：如果要真正去履行马克思的要求，那么除了推翻现有政府以外别无他路；而在其中任何一条上不去遵守马克思的描述，则会被其他人指责为妥协和背叛。而在当时，没有一条其他的主义路线包含有如此广泛的要求和标准，甚至连资本主义本身也只是一个经济政策而已，具体到政治领域还分为集权和民主两类，就连马克思也主张共产主义应该采用民主，只不过是无产阶级范围内的民主，考虑到在任何国家里，无产阶级的数量都是占绝大多数，这实际上还是采用了资本主义的选举制度，只是范围稍微小了点而已。马克思的其他描述，其实也有类似的问题，这就造成在实践中，只能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标。
这就是后来共产主义阵营分裂的根本原因：我们追随共产主义的目的是什么？是改善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与争取政治权利，还是争夺国家的最高权力？
对于前者来说，只要政府能满足无产阶级的要求，那么共产党可以作为政府的监督者和参与者存在；对于后者来说，除非拿到国家的最高权力，任何妥协都是不能允许的，而拿到权力的过程中采用的手段则是无关紧要的，因此我们不仅看到了苏联这样修成正果者，也看到了“光辉道路”这样的堕落者，尽管他们也自称信仰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的另外一个理论危机在于，完成获取政权以后，接下来该干什么。
是啊，夺取了政权后接下来该干什么？马克思没有回答，也许在他看来，世界大同之后大家应该整天忙于搞生产，不是生产物资就是生产人，不然就会闲得没事干；列宁也没有回答，当然在列宁的理论里离世界大同还很远，除了内部统一思想还要解放全人类，所以肯定不会没事干的。这一点上列宁倒是对了：俄国在革命成功后忙于输出革命，首先支持了匈牙利的库恩政权，但很快被反革命绞杀（列宁对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手段还不够狠，对国内外阶级敌人没有威慑力，这就是后来契卡发展壮大的直接原因），在欧洲失败了就去亚洲，总之哪里需要共产主义就为哪里送去共产主义，不仅不会没事干，都快辛劳过度了。
但列宁也没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好几个国家都建立了共产主义政权之后该怎么办呢？尤其是某些国家体量过大，在战略上互有优势的时候，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骄傲还是悲哀？
5、从理想走到现实——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
斯大林死了。
他留下了一个世界工业能力第二的苏联，但也留下了一个农业生产率低下，甚至不能为每个人生产一双鞋子的苏联；他留下了一个拥有诸多卫星国的苏联，也留下了一个有一个庞大的共产主义邻国的苏联；他留下了一个有神话奇迹的苏联共产主义老大哥，也留下了一个不听话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小弟弟；他还留下了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决策效率极高的政府，也留下了一个程序烦琐、执行效率极低的政府。
斯大林考虑过继承列宁的遗愿，把共产主义推广到西方去，但柏林危机使他认识到用武力推行共产主义可行性极差；斯大林也考虑到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夺取政权后会发生的情况，某些事情是他无法控制的，但有些事情是他可以控制的，比如不让中国工业化；斯大林甚至还考虑过在政府内重新建立政治控制，但战争中崛起的军人集团已经盖过了他最信任的内务部。最后，一次中风彻底让他不用为这些事情烦恼了。
总之，斯大林之留下的是个矛盾的苏联。但是，他没有来得及指定继承人。不仅仅是苏联政府的继承人，也包括共产主义运动的继承人，尤其是后者，它不仅决定了这个人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如果他是苏联人，这也决定了他在苏联政府的地位。
但是，当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竞争资格的人，没有一个是苏联人。
铁托，这个公开与斯大林唱反调的人，是西方共产党青睐的人选。他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与法西斯侵略者和本国的剥削阶级作战，并坚持到胜利；也是个不错的国家管理者，就物质生活水平来说，南斯拉夫可能比当时的任何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更接近共产主义。但铁托不认同列宁主义中关于解放全世界的观点，因此被斯大林斥为共产主义的叛徒。没有任何实力的西方共产党想让实力派的苏联共产党接受铁托~```只能说，政治还是靠实力说话的。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几乎独自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从灭亡（都不是失败）的边缘拯救回来，还在朝鲜打赢了对美国的战争。同时还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一直在向马列指引的方向上前进。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时间上远不如苏联，国家综合能力上也不如苏联，让小弟指引老大哥~```这个时候，整体资历也还是很重要的。
于是，经过一系列谈判和交换，赫鲁晓夫同志光荣地成为了斯大林同志的接班人和共产主义新旗手。但这个位置是有代价的：赫鲁晓夫打破了斯大林对中国的警惕，不仅将为中国工业化提供全面帮助，还将帮助中国成为军事大国。共产主义在这个时候从信念让位给实用。
但赫鲁晓夫还是高兴不起来。因为他发现自己根本无力改变什么，尤其是在苏联。他可以为了调整政策枪毙KGB头子贝利亚，但枪毙贝利亚不等于枪毙了苏联的官僚体系，庞大的官僚体系哼都没哼一声就换上了新的KGB头子，然后继续着自己的惯性；为了收回政府权力，他可以悄悄地将战争功臣朱可夫冷藏起来，但庞大的军事体系不会因为少了个朱可夫就听命于他，到最后他还是不得不支持军队与军工系统在政府决策中的首要地位；甚至连倒霉的玉米都跟他过不去！死活不肯在共产主义苏联大地上生根发芽！反倒是为了种玉米毁坏了不少其他农作物，搞得农业数据非常难看，绝对有损苏联老大哥的形象。
赫鲁晓夫明白，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于，斯大林建立的官僚体系，仍在按照斯大林时代的风格自动运行着。而任何试图改变这些体系，都会被党内的反对者们戴上政治不正确的帽子，进而被推翻。因此，他想避免这些，就必须彻底否定斯大林的政治正确性。
这是一次政治豪赌。关键是，这是一次自绝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豪赌。苏联作为最成功的共产主义国家，是所有共产主义者心目中的榜样——即使他们不知道苏联的内部数据有多么的糟糕——而斯大林则是带领苏联成为世界一极的领袖，同时也是共产主义者心目中的楷模和灯塔。而赫鲁晓夫所做的，就是推翻这座灯塔，让共产主义者们陷入黑暗的迷茫之中。
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所造成的冲击波不用我再重复。赫鲁晓夫将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由表面上的同盟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上下级关系，苏联的一切活动不再以共产主义运动为目标，而是直接的以苏联利益为目的（尽管从战后斯大林就以苏联利益为核心了，但至少表面上还维持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和谐气氛）。于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迅速表面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匈牙利事件”。
匈牙利事件的起因是苏联为匈牙利选择的总理僵硬地执行马列主义和苏联的指令，最终导致民不聊生而暴动。尽管暴动最终被苏军镇压下去，但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伤害已经造成。加上苏联官方对斯大林的批判，卫星国民众与本国政府之间的隔阂已经出现，民众不再相信政府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或者说是为了让他们过上好日子而存在，更迭政府也许是个更好的选择。这就是未来东欧巨变的远因。
而苏联在镇压匈牙利暴动之后，也无法再象斯大林时期那样选择一个绝对听话的领导人，而是选择了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新领导人。这也是苏联丧失控制权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控制权的丧失到最后会变成对本国控制权的丧失。也就是说，苏联以背负污名的代价，换来的却是对国外卫星国控制权的丧失。这种结果更进一步造成了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离心。
赫鲁晓夫也许预见到了国外的反应，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目的本来也是巩固他在国内的地位，推行自己的政策。但他很可能没有深入想过，他的政府官员们，或者说合作者们，其主要的功绩都是在斯大林时期获得的。否定斯大林也意味着否定他们的成绩，这本来就很令他们不爽了。而赫鲁晓夫的改革恰恰就是以这些合作者们的权力领域为目标的，这就更令他们不爽了。终于有一天，在赫鲁晓夫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些合作者们联手将他赶下了台，这是后话。
赫鲁晓夫通过否定斯大林，终于获得了自己需要的空间。他可以允许农民和小生产者们少量拥有私有财产；通过推广机械化等手段，工农生产的效率有所提高。可惜的是，他是一个人在奋斗，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惟命是从风格导致政府里没有人敢反对他的决策——对此他倒是很满意，毕竟可以自由地享受权力是每个政治人物的最大心愿——更糟糕的是根本就没有人协助他制定合理的政策。赫鲁晓夫在方向上是对的，但在执行上犯了大错，经过几次来回折腾，农业和生活用品的生产数量越来越少（这大概也和计委的不配合有关），更多的政策则是在一试失败后就被放弃，倘若坚持下去就会取得成果，可惜的是没有人坚持或者提醒他坚持下去。
而放松对卫星国政府的控制，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无论是出于各种原因，逃离共产主义国家的人越来越多。尤其以柏林为甚，既然街的那头就是西方，为什么不去碰碰运气呢。这些逃亡者不仅将共产主义阵营内物资匮乏和政策失误的事实透露给了西方，更是西方新闻界乐此不疲的重要新闻来源，如果是带着娱乐心态去看的话，而西方报纸上每天逃亡者的数字几乎就是赤裸裸地打共产主义的耳光。终于，驻柏林的苏军在一夜之间修筑起了著名的柏林墙，隔断了柏林居民投奔西方的主要渠道。柏林墙使报纸上的新闻暂时不那么难看了，但也将赫鲁晓夫与西方和解的打算隔离到了九霄云外。
理论失败了，经济改革失败了，外交失败了，只剩下对抗了。
很不幸，对抗也以失败而告终。苏联在古巴危机中的最后关头眨了下眼，虽然让世界暂时不再担心核大战的威胁，但对赫鲁晓夫个人而言却是政治坟墓。百无一用，要你做甚！去吧！终于将他赶下了台。
赫鲁晓夫的下台不是偶然。他接手的是一个表面风光但到处潜藏着危机的摊子，他看到了问题的核心和解决问题的关键，但他只是一个人，却要和整个官僚体系斗争，最关键的是他自己并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所以可以想象的，他的改革最终会失败，而且是毫无波折的失败。
赫鲁晓夫的改革对苏联来说，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体制内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但是他的结局告诉了后来者，解决问题不能只靠一个人的奋斗，更关键的是，此时大家（也就是苏联的官僚们）也无意解决这些问题。但当大家都愿意解决问题的时候，怎么解决就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的了。列宁和斯大林是苏联结局的开始，那么从赫鲁晓夫之后，苏联的结局就是注定的了，只是缺乏一个合适的爆发时机而已。后来者最多只能延后这个结局，但不可能改变这个结局。
6、蜡烛燃烧得越耀眼，熄灭得也就越快
勃列日涅夫时代是苏联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勃列日涅夫时代是苏联历史上少有的官僚与民众一起享受的时代，大凡证明苏联时代生活水平不差的数据都来自这个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也是苏联经济腾飞的时代，凡是证明苏联制度优越性的数据基本也都来自这个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也是苏联军事力量最为强大的时代，苏军不仅在数量上，在质量上也接近甚至超过了西方水平，某些装备一直延用到今天都不算落后；勃列日涅夫时代还是苏联在国际战略中主动出击的时代，无论是欧洲亚洲南美，甚至在非洲都留下了苏联军人的战斗足迹。总之，勃列日涅夫时代是值得俄罗斯民族自豪的时代。
只是，这一切都是以预支未来为代价的。
勃列日涅夫同志首先改掉了赫鲁晓夫乱折腾的毛病，并且更进一步，直接迈入了不折腾。不仅不折腾经济，也不折腾体系改革，算是苏联历史上少有的无为而治时代。但不折腾不等于不作为，在这一点上列日涅夫的成绩还是要肯定的。
比如农业生产，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就出现了明显增长，这主要归功于各地方官的辛勤努力，虽然对比沙俄时代还是有一定差距，但达到了苏联历史上的高峰，加上经互会内部的分工交换，粮食好歹够吃了；轻工业品方面，苏联自己的生产数量依然不算很多，但考虑到苏联的整个工业体系是经互会内的一环，因此苏联把布局上有意识地将轻工业品交给卫星国生产，因此虽然达不到富足，但也算比较丰富了；重工业仍然是苏联经济的核心，它们的扩大是绝对有保证的。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经济互助委员会。不管名词解释怎么说明，只要把它简单理解为，苏联提供原料和重工业产品，与其他国家交换原料和工业品，其中以轻工业为主。这样，无疑苏联从这种交换中获得的是大头利益，毕竟无论从数量还是轻重工业产品价值来说，苏联都是优势地位，而价格又是苏联决定的。但是，这种贸易是以苏联牺牲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为前提的，所以一旦这个经济循环链上的成员国因故不能与苏联产生贸易，苏联经济将很快出问题，而这种风险随着赫鲁晓夫放松对卫星国的控制而逐渐增大。勃列日涅夫做的就是收紧链条，重新把卫星国内纳入苏联的控制下，这个牺牲品就是捷克斯洛伐克。
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原因在于捷克试图象邻国匈牙利那样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线，而这被视为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前兆，于是在没有任何合法理由的前提下，苏军武装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一行动不仅终止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尝试，也让当时已经小有成果的匈牙利也被迫重新执行莫斯科的指令。
苏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经互会贸易来实现国民生活水准的改善。当然，其他卫星国将不得不接受生活水准下降的现实。可以说，未来的苏联解体，经互会起到的作用相当关键。
在巩固了苏联的经济体系链条之后，勃列日涅夫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在当时人人喊好，以至于今天仍然有人认为很好。这就是从70年代起，苏联政府为肉类生产和消费提供补贴，降低肉类价格，改善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质量。
但这对苏联的农业来说，却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
因为苏联的粮食生产能力根本无力保障全民吃肉的需求！事实上，即使是苏联最丰产的80年代，苏联每年的粮食需求缺口高达2000-4000万吨，相当于苏联自身粮食生产能力的10-20%左右。而且糟糕的是，由于政策错误，经互会成员国也无法提供这么多粮食供苏联消费，苏联不得不花费巨资在国际市场上收购。折算下来，苏联仅用在食品补贴上的预算，在1970年占预算额的6%，到了1980年就是13%，到了1990年更是惊人的20%！但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花得起这笔钱。因为整个70年代油价暴涨，即使苏联出口的石油（主要出口经互会国家）价格比期货价格略低，但仍然能提供足够的外汇。更重要的是，东欧国家不能也不敢未经苏联许可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于是，苏联通过经互会这根虹吸管，在苏军的虎视眈眈下，强行把苏联的经济负担转移到东欧国家身上。在苏联人民幸福地吃上低价肉的背后，则是东欧国家的经济倒退和破产。这一切无疑加剧了卫星国对苏联的反感和厌恶。
在这里，我再次提醒大家注意，经互会实质就是苏联的经济殖民地。殖民地没了，苏联也就完了。这就是苏联70年代生活水平提高的真相，其手段相比其他国家掠夺殖民地一样残酷。
苏联经济的繁荣，也将苏联官僚系统的缺陷更加扩大化。
勃列日涅夫曾经说过，“没有人能只靠工资生活”。如果说以前苏共官员的奢侈生活还是来自级别待遇的话，那么他的这句话就开启了化公为私的腐败大道，而且还是公开的！
于是，官僚们更加重视对权力的争夺，有权就有钱，尤其是项目审批和进出口，那真是肥差！按照现在俄罗斯学者自己的估计，在70年代初期，灰色经济占苏联整个经济的3-4%，之后就爆炸式成长，到1990-1991年间就达到10-11%！（当然俄罗斯时代更高，1996年达到46%）苏联时期的 “第二经济”即灰色经济与当代俄罗斯灰色经济的联系以及二者之间的历史传承性是学术界最感兴趣的问题。
“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份报告，商业人员处在收取其贿赂、紧俏商品和食品的苏联党和司法侦查机关的保护下。已解密的文件表明，腐败不仅渗透到党的基层组织、司法机构和警察局，而且牵涉到人民委员部的高层领导。贿赂与私人关系交织复杂。”可以确认，苏联的基层腐败程度很高。正是在那个时期基层腐败发展成为普遍的社会实践，因为贿赂是解决日常问题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形形色色的贿赂逐渐演绎为一种特殊的规范。基层腐败主要表现为贿赂、任人唯亲( 徇私情为亲属或者亲信安排肥缺) 、非法分配或者再分配社会资源、以牟取私利为目的非法开采社会资源、敲诈勒索、走后门等。目前日常腐败涉及普通公民生活中必须与国家打交道的所有领域。
除了腐败，还有干部任免制度。
勃列日涅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吸取赫鲁晓夫的教训，不仅恢复了被赫氏取消或限制的所有干部特权，同时还顺从官僚们的要求，废除了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批评赫鲁晓夫的干部轮换制“对干部本人是不公正的”，并发誓要“保证对干部的尊重”。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从苏共23大到26大，苏共中央委员会实际连任率达到90%。高层干部队伍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超级“稳定”，许多人在某一高位上一干就是十几二十年，老人政治和帮派政治因此遍地皆是。譬如拉希多夫在乌孜别克斯坦执政20多年，该共和国的党、政、经和政法部门全部都是他的亲信，仅在乌孜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机关，他的亲属就达14人之多。
勃列日涅夫不只是恢复了赫鲁晓夫废除的高级干部特权，而且还搞了许多新的特权。据戈尔巴乔夫的秘书博尔金讲，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特权制度方面“实际上还建立了庞大的系统。控制这个系统的是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的领导人、医疗界的得力干部和克格勃九局的专业部门。在‘食疗餐厅’就餐的人数猛增。按规定有权利在这个餐厅就餐的都是些老顾问和苏联部长会议各主管部门的高级领导人、各部委的上层工作人员、人民演员、艺术家、作家、记者等等。因此，就餐人数迅速膨胀。当时在各共和国首都和某些大城市都有类似的餐厅和内部商店。”“从1965年起，为官员服务的汽车大大增加，建造别墅的规模不断扩大，不再建造朴实的小木屋，而用砖建造设备齐全的两层楼的别墅。高级领导人可以一年四季都住在郊外。眼看着苏联卫生部第四总管理局不断发生变化，修建许多的新的中央专门医疗、疗养院和休养所。工作人员根据自己的职位，有时也因领导人的赏识可以享受各种特权。”
相比之下。斯大林时代，虽然特权腐败在制度上“名正言顺”，但斯氏的统治手腕高压而残酷，令许多高级干部时刻生活在一种恐怖政治的气氛中；赫鲁晓夫时代的干部轮换制，也让许多高级干部时刻担心自己被从人间天堂般的贵族别墅里赶出去。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干部们终于什么都不必再担心，迎来了他们特权腐败的黄金时代。
至于勃列日涅夫的腐败~````恩，我们在这里不讨论针对个人的评价~```
而勃列日涅夫的时代随着一场中风也消逝在了历史的记录中。
7、“前面没有路了！”
如果说勃列日涅夫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的话，那么戈尔巴乔夫接手的绝对是个烂摊子，找不出来一点可以称为“好”的东西。
经济上大势不妙。东欧国家在被勃列日涅夫持续吸血之后，已经无力再供养苏联，如1981年罗马尼亚外债140亿美圆，南斯拉夫外债210亿美圆，1986年波兰外债382亿美圆，包括才出生的婴儿和即将入土的老人，人均负债1000美圆。曾经自给自足生活无忧的匈牙利更甚，人均负债1800美圆。而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总计占苏联进口的54.2%，出口的48.9%（1988年）。很明显，东欧的经济现实会迅速通过经互会传递给苏联。
政治上也是形势不妙。尤其在至关重要的与东欧关系上，由于苏联强行经济吸血造成东欧国家越来越不听指令，而苏联由于正在阿富汗战争中遭受折磨，因此再进行一次类似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的行动，给苏联带来的国际影响将是致命，甚至东欧国家极大可能会反抗苏联的占领。总之，以军事行动强行要求东欧国家为苏联的利益而牺牲已经不现实了。
内政上也一样糟糕。由于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政府无序投资，苏联的经济在原有模式下已经扩展到极限，不仅不能产生更多效益，有的甚至开始成为负担。比这更糟的是政府部门思维僵化，经过赫鲁晓夫的折腾之后，他们已经容不得一点危害自身利益的行动。更可怕的是不仅政府部门不思进取，连部分民众都不愿意参与改革，因为“即使多挣了钱,也买不到自己需要的高质量商品”，
生产也不乐观。尽管在生产能力上苏联有数量的保证，但在质量上却无法令人满意，居然还发生过电视机爆炸事故！工业产品则因为生产技术和设备老化，逐渐无法满足要求，当然东欧无力购买也是个重要原因。农业则因为管理方面的原因，产量一直上不去，而进口量一直维持在3000万吨以上，这对苏联经济无疑是个沉重打击——尤其是东欧无力供养之后。
戈氏具体的行动就不用我说了。我仅仅把整个过程以简略的形式列出来：
1985年戈氏执政后，首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但后来发现经济改革遇到很大阻力，结论是:改革阻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社会主义概念的教条主义理解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保守主义思想。当时苏共认为,必须迅速改变社会意识,改变人们的心理与思维方式,否则改革难以成功。
于是，马上开始思想改革，首次提出“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概念,但并没有被会议决议采用,这意味着这一概念当时并未被全党接受。同时，在与东欧的关系上，宣布东欧各国在国内建设上不必像过去那样把苏联经验当作样板，而是可以从本国特点出发制定自己的改革政策。在外交上也不再强调一致行动。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的报告中,他还首次把“和平共处原则”列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必须遵守的原则”。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为东欧巨变了，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最大原因，从下面的几个数字就能看出来：
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增长率年均为２.８％，１９８９年下降到２.６４％，而１９９０年则出现负增长，下降４％，国民生产总值下降２％，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３％。１９９１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负８％，劳动生产率增长负９％，国民收入增长负１０％。二是财政赤字、货币发行、通货膨胀失控，内外债务大幅度增加。１９８５年苏联财政赤字是２００亿卢布，而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年均财政赤字达到了４３０～４４０亿卢布，１９８９年达９２０亿卢布。为了弥补赤字，银行大量发行货币，进而导致高通货膨胀，１９８８年通货膨胀率达８.４％，１９９０年达到２０％。与此相联系，内外债务则大幅度增加，１９８９年内债达４０００亿卢布，１９９０年达５０００亿卢布。同期外债由５６０亿美元增加到７００亿美元。三是消费品市场供应恶化，人民生活水平迅速下降。据资料显示，到１９９１年苏联市场供应的１２００多种基本消费品中，９５％缺货；在２００多种食品中，１８０多种缺货。许多大城市不得不实行凭票供应、凭身份证供应和限量供应。在物价暴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显著下降，１９８９年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达４１００万人，占总人口的1/7，１９９０年达1/3，失业人口达２０００万人。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东欧巨变直接导致苏联经济状况极端恶化。任何政府和政策，在这样剧烈的经济变化中都无力回天，更何况戈氏的改革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
腐败？！腐败带来的实际影响，根本就无法与经济体系彻底崩溃的后果相比！腐败能让财政赤字一年翻一倍么？腐败能让外债一年增加25%么？腐败能让消费品短缺95%么？
但腐败作为打击政府的口号却是悦耳动听的。于是我们看到了叶利钦用“打击腐败”推翻了苏共，用“打击腐败”瓦解了苏联，但没能用“打击腐败”拯救俄罗斯。因为根子就不是腐败，而是经济体系的彻底瓦解！直到10年以后，普京才算找到了走出经济困境的道路，但已经跟曾经强大的工业化无缘了。
8、结局
把我在前面说的那些事情综合起来，我们就可以推导出一个链条：
苏联解体是因为经济体系崩溃，经济崩溃是因为东欧巨变，东欧巨变是因为苏联掠夺式的经济体系，苏联的经济体系来自斯大林时期的架构，而斯大林则是继承了列宁的政治遗愿（否则他就无法在党内立身），而列宁的思路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化产物。
所以，从苏联建立的时刻起，就决定了苏联经济模式要想发展下去，就必须不断的获取经济殖民地，寻找经济供养者。在早期，供养者来自集体农庄的农民，在斯大林后期，供养的义务被转移给了东欧诸国。当东欧供养不起的时候，要么寻找新的供体（这就意味着战争），要么自我瓦解。
其实不仅仅是苏联，一切经济体系的本质都是这样。即使是战后的西方世界，一样也在为寻找经济供养体而努力。区别只是他们的可挑选余地比苏联要大，而且必要时可以互相吸血。苏联的悲剧就在于，它的政治理念使其自绝于国际经济架构之外，因此连互相吸血的机会都没有。
金钱比军队更强大。亚当斯密果然没有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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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失败与苏联剧变
陆南泉 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8年第1期
摘要:导致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失败的客观因素,主要是在斯大林模式下长期成长起来的在各个领域起作用的阻碍机制。这一机制到戈尔巴乔夫进行根本性改革时作用突显出来,最终发展成为政治冲突。主观原因是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失误。两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最后导致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失败。改革失败是加速苏联剧变的一个重要直接原因,但剧变的根本原因则是斯大林模式丧失了动力机制,这种模式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
关键词: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失败原因;苏联剧变
中图分类号: D1;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574 (2008) 01-0055-17
作者简介: 陆南泉,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100067)。
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召开的苏共中央四月全会,标志着苏联根本性改革的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在某些领域和阶段取得了一些进展,一些改革政策措施得到落实,但整个改革进行得并不顺利,在不少情况下处于“空转”状态。经济体制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成为苏联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和加速苏联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将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客观与主观原因及其与苏联剧变的关系进行分析。
一、客观因素:阻碍机制对改革的影响日益增大
我在分析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失败的原因时,一直特别重视阻碍机制对改革的影响。这决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问题,而是在斯大林模式下长期成长起来的在各个领域实实在在存在的种种阻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十分顽固、难以克服的机制。我认为,由于斯大林逝世后的历次改革并没有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根本触动,因此,这些与斯大林模式共生的阻碍机制虽然一直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但并不突出。到了戈尔巴乔夫试图进行根本性体制改革时,情况就不同了,阻碍机制对改革的阻力开始强化并最后导致了政治冲突。改革刚开始时,“党的领导层大多数持正统观点的人,总的来说承认有必要进行局部改革”,这是因为他们在改革刚开始时认为,“这些变革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单一的权力、单一的所有制和单一的意识形态”。而当改革深化时,特别是从准备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起,这些人看到改革的观念发生了大改变,因而对改革的“抵制也加强了,这种抵制马上显露了自己的布尔什维主义本性,即不能容忍异己思维”。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对经济体制改革作了估价,认为改革虽有进展,但并没有达到不可逆转的地步。戈尔巴乔夫在会上指出:“改革的进展,是否意味着到处都在全速出现好转和革命性改造已经不可逆转了呢?不,并不意味着是这样。如果我们想分析一下现实基础的话,那么我们应当承认……我们还远未消除造成障碍的深刻原因。”这次会议的根本任务是要深入改革,使改革不可逆转。对此,《苏共中央二十七大决议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改革进程是矛盾的、复杂的和艰难的,是在新与旧的对抗中进行的,虽然出现了积极倾向,取得了初步成果,但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还未发生根本的转折。阻碍机制还未彻底拆除,也未被加速机制所取代。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沿着粗放道路向前发展的。”
应该说,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一开始就意识到了改革的阻力问题,随着改革进程的发展,这一认识逐步加深。他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首次提出“阻碍机制”之后,在同年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又指出:“改革就意味着坚决果断地破除已形成的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东西,破除经济管理中的陈旧制度和思维上的教条主义的清规戒律。改革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触及整个社会。自然,要破就不可能没有冲突,有时甚至不能没有新旧事物之间的尖锐斗争,只不过是没有炸弹的轰鸣和枪弹的呼啸声而已。”他还在各种场合谈到,围绕改革展开的斗争虽然不表现为阶级斗争的形式,但却是很尖锐的。
(一)阻碍机制的含义与产生的原因
关于这个问题,从苏联领导人到学者,都没有给予统一而明确的解释,但基本含义还是比较清楚的。从戈尔巴乔夫在一月全会上的报告看,阻碍机制是指过去长期在理论、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组织等各个方面形成的一种阻碍社会前进的机制。后来,他对此又作了进一步论述,指出: 30—40年代形成的管理体制,越来越不起作用;相反,阻碍作用不断增长,从而形成了阻碍机制。这一机制在政治方面表现出这样一个奇怪现象:有教养、有才干、忠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可能性,不能利用其实际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经济中的阻碍机制及其社会意识形态的一切后果,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官僚化和各级官僚阶层的“不断繁衍”,这些官僚阶层在整个国家、行政乃至社会生活中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莫斯科大学A·布坚科教授撰写了若干篇专门分析阻碍机制问题的文章,对产生阻碍机制的原因作了分析。在他看来,阻碍机制这个术语在苏联虽是不久前才出现的,但这种现象本身却早已存在。阻碍机制是由那些不能使社会主义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并束缚其优越性被顺利利用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现象以及管理杠杆和体制组成的。社会主义并非一定会产生阻碍机制,苏联出现这个机制是有其原因的。它实际上是历史上形 成的行政和官僚对阶级统治之曲解的副产品。在苏联,没人有意识地企图阻止社会发展,也没人专门设计这种机制。苏联阻碍机制的基础是:
首先,从政治关系看,由于苏联政权具有经过周密安排的职务上的等级制,再加上有一个保证国家对经济活动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行直接集中领导的系统,从而产生党和国家职能实际上的相互重叠,难以分开,所有大权都集中在由上面任命的、不向人民负责的行政领导阶层手中。在这种体制下,本位主义和官僚主义生长繁衍,使得无论工人阶级还是全体人民都无法实现真正的政治民主,无法实现自己的国家主人地位。
其次,从经济关系看,名为全民所有制形式的国有制是苏联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但这种所有制只把劳动者看作是活劳动的体现者,而不是看作它的主人。在高度集中管理国家财产的条件下,这种所有制形式的空洞性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在财产的分配、有效使用和增加方面与生产者没有现实利害关系。
再次,从社会关系看,整个政治经济体制是以社会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的庸俗思想为依据的,因而对各个社会集团和阶层的利益不相同的观点持轻视和隐讳态度。
对阻碍机制的基础作了以上分析后,布坚科的结论是:“阻碍机制是僵化的经济形式、陈腐的政治组织体制、无效的领导方法和管理杠杆的总和,它阻碍着已成熟的矛盾的解决,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不到体现,束缚着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并使其进步的速度放慢。”他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官僚主义是阻碍机制的主要社会力量。”为了理解这个结论,我们再引用另一位苏联学者莫佳绍夫有关官僚主义本质问题的观点。他在《从利益的不和谐到和谐》一文中认为:官僚主义者生活在一切都颠倒过来的“办公室世界”里,他们首先是为个人“谋前程”,只关心自己在职务阶梯上的提升,以及每升一级就随之而来的物质福利和显示自己权力的机会。“当官威风”是官僚主义者相当流行的人生哲学。他们盲目相信硬性规定的形式主义化的行动以及现成的世界观和公式,在本质上他们是教条的,对变革特别反感并疯狂地加以反对。他们压制各种不听“上面”意见和富有创造精神的人,不相信劳动群众的经验及其对国家大事的思考。
我认为,苏联的官僚主义是在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和滋长起来的。虽然不能说所有各级领导人都变成了以墨守成规为主要特征的官僚主义者,但也应该看到,患有不同程度官僚主义习气的人却是厚厚的一层。所以,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一再抨击官僚主义,自有他的道理。官僚主义确实成了阻碍机制的主要社会基础。阿巴 尔金在1987年5月访华时的一次演讲中,也对阻碍机制作了分析,认为:所谓阻碍机制,是指阻碍事物前进、相互作用的一系列因素,而不是个别的现象和因素。在苏联,阻碍机制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教条主义理论;二是在这个理论基础上产生的经济管理方法;三是苏联国民经济比例本身的失调;四是干部因素,主要是官僚主义。对此,本文不作详细论述。
(二)阻碍机制的表现
戈尔巴乔夫改革遇到的阻力是多方面的,表现形式也是各种各样的。改革的阻力是阻碍机制的具体体现,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阻碍机制的具体体现者在反抗,而无所事事、漠不关心、懒惰散漫、不负责任和经营不善也是一种反抗。”现在苏联“正在就改革遇到的阻碍进行激烈辩论。人们感到担心的是,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和六月全会的革新决议在实际贯彻中进展缓慢,困难重重”。
1·来自中央领导层的对改革的不同认识
苏联从领导层到学者,在公开场合一向否认苏共中央领导层不存在一个改革反对派。例如,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就说过:“我们这里没有人从政治上反对改革方针。”在第十九次全苏党代表会议上,苏共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在发言中说:党的高层领导“是团结一致的,既没有保守派,也没有改革狂”。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 系研究所所长普里马科夫在1987年3月访华时的一次发言中说,在苏联并没有改革反对派,他举例说,在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有34位代表发言,没有一个发言者是反对改革的。
普里马科夫所举的例子也许是真实的,但并不能以此证明苏共中央领导层对改革的认识是一致的,在改革的做法、进程等方面的观点是相同的。据各种材料来判断,中央领导层在改革问题上的矛盾不仅存在,有时还很尖锐。戈尔巴乔夫的每次报告和讲话,往往都批评阻碍改革的保守势力,把保守势力作为抵制改革、反对改革的代名词。保守主义者对当时苏联改革的认识是:改革是整容修理,是粉饰门面,是对现有机制的某种“小调整”;现有机制虽然运转不灵,但总还是在运转,而新机制会带来什么却不清楚。对保守主义者来讲,改革步子迈得大些,对旧体制作根本性改革,对社会主义一些原则性问题进行反思,就意味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
我认为,在改革开始阶段,苏联最高领导层在改革问题上的矛盾是非本质的,只是表现为对改革的速度、范围等看法不一。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分歧的性质也逐步发生变化,这突出表现在改革指导思想的分歧上。戈尔巴乔夫等认为,要进行根本性改革,就必须对社会主义的一些重要原则进行再认识,这必然涉及斯大林问题。另外,为了发挥和调动人的积极性,就必须实行民主化和公开性原则,另一些人则反对这样做,认为这会引起思想混乱,否定社会主义。他们还担心会从公开性的瓶子里会放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妖魔来。
2·来自权力之争方面的阻力
改革涉及到权力再分配,往往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抵制,这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会碰到的问题。但在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戈尔巴乔夫头几年来的改革情况看,这方面的阻力主要表现在:
(1)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中,不少人害怕因根本性改革而失去权力。苏联经济改革 的趋势是不断扩大企业权利,实行企业自治,加强经济民主管理,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这必然要求扩大企业领导的权力,从而使党务干部的权力大大缩小,所以这些党务干部对改革持消极态度。
(2)中央管理机关的阻碍作用。在苏联,几十年中发展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已根深蒂固,纵横交错,它本身就是进行根本性改革的主要障碍之一。反映集权意志的原中央经济管理机关,十分习惯地、顽固地和本能地在起作用。它们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不断提出对经济集中控制的要求,不愿放弃权力,总认为没有原来的一套领导方法一切都会变得很糟,管理部门将不能正常发挥作用。
(3)行政管理机关臃肿,人浮于事,是改革的另一个主要障碍。在过去的旧体制下,逐步形成了庞杂的管理机制,习惯于行政命令的工作方法,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泛滥,往往不能切实有效地进行工作和解决问题。而现在的根本性经济体制改革要大大精简行政管理机构和裁减行政人员,因此人数众多的各级行政官员的权力将被剥夺,他们接受不了,于是就紧紧抓住过去的东西不放,对改革和新思维持消极态度。这些干部的信条是:“宁可安安稳稳坐办公室挣150卢布,也不愿为500卢布累断了腰。”
(4)此外,在旧体制的长期培养下,出现了一大批富于惰性的干部。这些人习惯于 机械地执行上级下达的任务指标,例行公事,用行政命令领导经济,害怕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要改变工作方法,对这些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从管理素质来说,具有积极的经济思维方法的领导干部只占四分之一。
3·来自部分企业领导人的阻力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企业领导人一直被视为最支持改革的阶层,当时他们要求扩权,反对上级对企业的种种限制。但现在要进行根本性改革,企业要实行自负盈亏,自筹资金,大大增加了企业的责任,这使一部分企业领导人害怕起来,感到风险和责任大,不希望进行大的改革。另外还应看到,在企业这一级还有一个实际问题,即不少企业经营条件不好,长期亏损,不可能在短期内做到自负盈亏,从而使这些企业的领导人更害怕大的改革。
1987年5月25日,苏联《真理报》用一个整版摘登了各阶层人士给苏共中央和戈尔巴乔夫的信。不少信中揭露了基层企业领导人抵制改革的做法:一是把改革停留在口头上,等待观望,有时用时髦的口号掩护自己,使改革在企业处于空转状态,结果丧失了宝贵的时间。二是对中央的有关改革决议持消极态度。有的企业领导人说:“他们说得容易,他在那里说,我得在这里和工人一起干。”三是借口目前只是搞试验而对基层企业的民主选举毫无热情,即使搞选举也往往流于形式,有时变成一场闹剧。
4·来自部分劳动群众的阻力
苏联报刊摘登一位读者来信说:“人民没有把党所开始进行的改革当作自己的切身事业,没有为实施改革承担责任。许多人对党的号召无动于衷,这似乎是一种普遍的气氛。”《旗帜》杂志主编Г·巴格拉诺夫指出:人民是赞成改革的,然而不少人在等待着,看看改革能取得什么结果。
苏联产生上述情况,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一、随着改革的深入,越来越涉及千百万人的切身利益,涉及整个社会,但人们还没有很好地弄清楚已开始的改革的实质和意义,特别不清楚改革后自己在利益、社会地位方面将发生什么变化,所以很多人持观望态度。二、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已习惯于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习惯于在劳动中懒懒散散,不愿受劳动纪律约束。改革必然要求改变上述情况,而这些人并不想很快改变原来的习惯。三、广大居民当时的生活水平虽然赶不上西方国家,但可以说也过得较为舒适,达到了小康水平。因此,人们不太想为多挣几个卢布而紧张劳动,而且即使多挣了钱,也买不到自己需要的高质量商品。这也造成一些人对改革持消极态度。四、人们没有从头几年的改革中获得明显实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它大大影响了广大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虽然一再强调要改善食品供应和住房条件,但进展缓慢,特别是食品供应令人失望,日用品供应也很多短缺。
总之,不少人对当时进行的根本性改革尚缺乏思想准备和充分认识,因此对改革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根据当时戈尔巴乔夫谈及人民对改革持不同态度的各种材料,有人加以归纳,大致有以下八种态度:一、理解、拥护改革并“热情地投入工作”;二、理解、拥护改革,但不主张“转得太急”;三、赞成改革,愿意参加改革,但是“从纯消费的观点看待改革”,“用眼前的好处衡量改革”;四、赞成改革,但“不知如何以新的方式工作”;五、“支持新办法”,但却认为“搞改革的不应该是他们,而是上面的某个地方,是另一些人,即党政机关、经济机关、其他部门、协作企业、相邻的车间、畜牧场或建筑工地。简言之,是所有的人,惟独没有他们自己”;六、公开反对改革,并真心认为彻底改革是向资本主义倒退;七、“清楚地了解什么是改革”,“知道后果如何”,但却“不接受改革”;八、等待和观望,甚至不相信改革能取得成功。
阿巴尔金认为,部分群众的消极态度对改革是十分不利的,但要改变这种情况也是十分困难和复杂的,需要有个过程。另外,改变消费结构和消费政策,使劳动者在消费 方面有新的追求和刺激,不断缩减社会消费基金,扩大付费范围等,这是更为复杂和冒险的事。
5·来自“左”的僵化理论和思想方面的阻力
在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一直大力宣传新政治思维,要求人们改变旧观念、旧意识、旧习惯,一再强调要抛弃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唯意志论。应该说,改革的头几年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阿甘别基扬认为,目前“精神领域的改革正以超越的速度发展着”。我认为这个说法是符合当时苏联情况的。但这远不能说,经过头几年的斗争已经克服了“左”的教条主义。应该看到,对苏联来说,教条主义、旧的观念和意识形态 一直是阻碍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处处时时在起作用。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雅科夫列夫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改革已经两年多了,希望对社会上正在进行的过程和新观点的性质进行科学分析和理解,然而处在进步前哨的社会科学有时却是保守主义的前哨和教条主义的保护者。他批评理论工作者落后于改革实践。
由于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和旧传统观念,对苏联几十年来第一次提出的思想观念上的社会主义多元论,不少人毫无准备,很不习惯。戈尔巴乔夫对这些人作了以下描述:
“直到现在,我们还听到和读到我们的某些正人君子的严厉指责。有这样一个迂腐的‘正人君子’,一边走一边用手指着两旁说,这里乱七八糟,那里不成体统,这里不足,那里不够。当有人开始做一件有益但不寻常的事时,这位假社会主义者就大喊大叫:你们破坏社会主义基础!这也是改革中的一种实际情况。我们不得不同这些为‘纯洁的’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斗士们进行耐心地争论,他们把社会主义抽象地理想化,认为社会主义是‘一尘不染的’,我们不得不证明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事。”
讲到传统习惯,不能不提到苏联各阶层存在的严重依赖心理。各地方领导人什么事情都要找莫斯科解决,在一些劳动集体里流行的想法是:有领导,让领导去考虑。这种传统习惯白白地浪费了时间,延误了改革的时机和进度。为了消除改革的阻力,戈尔巴乔夫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提倡新思维,推行民主化方针与公开性原则,不断调整干部队伍,经常分析改革形势与矛盾,加强法制建设,努力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以及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等。
尽管戈尔巴乔夫为消除改革阻力与疏通改革之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经济体制改革最后仍然没有取得成功,这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存在不少严重失误。因此,要说明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失败的原因,仅仅分析当时根深蒂固的阻碍机制这一客观因素是不够的,还应集中分析改革失败的主观原因。
二、主观原因:一系列改革政策的失误
戈尔巴乔夫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一系列政策失误,使苏联经济在困境中愈陷愈深,是改革彻底失败的主观原因。
(一)在经济体制改革起始阶段,实行加速战略是走错的第一步
由于长期片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使苏联的国民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成为一种畸形的经济。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长期落后,成了影响经济正常发展、改善市场供应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十分明显,在这种条件下,应当在推行根本性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下大决心和采取重大战略性措施调整不合理的经 济结构,在改变旧经济体制模式的同时及时改变发展战略,使后者与前者相适应并为前者创造有利条件。但是,戈尔巴乔夫在执政后不久召开的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在分析如何克服经济困难时却提出了加速战略的思想。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正式提出并通过加速战略方针。戈尔巴乔夫虽然强调说加速战略不是粗放的、纯数量的和速度上的加速,速度上的加速要在集约化的基础上来实现,但从实质上看,加速战略的重点仍是速度。
现在回过头来看,戈尔巴乔夫的加速战略失败和造成的消极后果是:第一,加速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增强苏联的国力,而并不是调整经济结构,缓解紧张的市场,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正如苏联一些经济学家说的:苏联经济的发展政策仍是背离“一切为了人的福利”这个口号的,变形的国民经济结构是“背向人的”。第二,从当时苏联经济发展的现实看,加速战略与经济结构的调整政策存在着尖锐矛盾。由于加速的重点仍放在重工业,结果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更加失调,更加不合理,从而使整个经济增长速度上不去。第三,加速战略的直接后果是消费品市场更加紧张,基本消费品全面短缺,加上价格上涨、卢布贬值,一有风吹草动就引起抢购风潮。这种状况使广大群众感觉不到经济改革会带来什么实惠,从而对改革逐步失去信心,这又成为推进改革的一大困难。
苏联一些学者在总结戈尔巴乔夫头几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时,普遍认为没有把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与经济改革两者有机地衔接起来,却实行什么加速战略,这是一大失误。
(二)经济体制改革未从农业入手,影响了整个改革的顺利进行
根据苏联经济严重畸形的特点及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改革头几年应把重点放在解决农业问题上,但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这样做。
苏联农业问题的严重性表现在:第一,长期以来,由于政策失误苏联农业长期落后。尽管勃列日涅夫执政时加大了对农业的投资,但因农业体制问题,并没有保证农业的稳定发展。第二,在农业管理方面一直忽视集体所有制的特点,不能使农业因地制宜地发展。这种管理体制,对农业生产所起的消极作用要比工业部门大得多,因此改变农业管理体制显得更为迫切。第三,市场供应紧张是苏联长期存在的一个尖锐问题。市场问题中,主要是消费品供应问题,而消费品供应中最为突出的是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问题。据估计,当时居民未能得到满足的食品需求近500亿卢布,相当于全苏食品产量的1/3,通过国营和合作社商业销售的食品有1/6是进口的。第四,还应指出,苏联要调整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加速轻工业的发展,尽快增加消费品的供应量,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农业的状况。苏联轻工业原料的2/3和食品工业原料的80%来自农业。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虽然一再提及农业和食品问题,但说的多做的少,而且根本没有意识到应该从苏联当时经济情况特别是市场供应情况出发,率先进行农业改革,直到1989年苏共中央三月全会时才作出了农业改革的决定。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阿巴尔金认为,农业改革晚了四年。农业改革的滞后,给苏联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消极后果是十分明显的。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粮食产量一直在2亿吨左右徘徊,1984—1986年农产品年均增产速度为2·6%,而1987—1989年下降为1·5%; 1986—1989年四年进口粮食1·37亿吨,年均进口3430万吨;另外,肉、糖、黄油、土豆和水果等的进口量也日益增加。农业改革没有先行,因而市场紧张等一系列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挫伤了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改革的反对者也利用这一点使大家厌烦改革。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农业问题也成为不少代表严厉批评的对象,认为戈尔巴乔夫不重视农业。可见,农业问题的尖锐性、急迫性在苏联一直没有缓解。
农业改革滞后是苏联经济改革中的一大失误,这是后来苏联许多人士的共识。我认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应先从农业着手改革,这并不是说要搬用中国的做法,而是客观上确有其必要性。
(三)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没有注意解决“四个结合”的问题
一是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相结合的问题。经济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则又可支持和推动改革,这两者必须妥善结合。戈尔巴乔夫改革没有促进经济发展,反而使经济严重恶化,这必然影响经济改革的进行。
二是改革中人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改革既没有给人民带来眼前利益,也没有使人民看到美好前景,在此情况下,人民对改革逐步失去信心。三是改革的迫切性与长期性相结合的问题。严峻的经济形势使人们十分容易看到改革的迫切性,但不少国家改革的历史证明,改革的困难与复杂性要比原来想象的大得多,因此要充分认识到改革的长期性与艰巨性,使改革稳步前进。像苏联这样的大国,旧体制有七十多年的历史,如果在改革过程中只看到改革的迫切性而忽视其长期性,容易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改革纲领从而导致失误。
四是微观与宏观改革措施相结合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改革没有使微观与宏观改革措施衔接起来,微观搞活了,宏观调控措施却跟不上,出现宏观失控。在企业经营机制改革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刺激生产的机制十分弱,但刺激分配的作用却很强劲,结果是生产没有发展,而货币工资却大大增加,加剧了通货膨胀,助长了企业小集团利益的膨胀。同时,由于宏观调控措施不恰当,难以使微观搞活,使国家订货一度成了变相的指令性指标,这又卡死了企业。
(四)政治体制改革从失控到迷途,对经济体制改革起不到促进作用
到1988年,戈尔巴乔夫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政治体制,下决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思路并没有错,问题是如何进行,如何使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互相推动。然而,苏联在1988年以后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又搞得过激,摊子铺得太宽,结果是旧的政治体制被摧毁,新的又未运转起来,人们的思想被搞乱了。这正如戈尔巴乔夫自己说的:苏联这艘船成了无锚之舟,它飘落摇曳,大家也随着摇晃。
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过激的主要表现是:
第一,“民主化”无度,“公开性”无边,结果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无政府状态。中央控制不了地方,法律约束不了行动,劳动纪律松弛,在推行各项政策时令不行、禁不止,失去了稳定的环境,难以做到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的有机结合。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既阻碍了经济发展,也阻碍了改革。
第二,在实行党政分开过程中行动过快,安排草率,形成了权力真空。在实行党政分开方针后,戈尔巴乔夫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同时还大大精简政府行政机关和裁减人员,苏联政府原有的51个部减为28个。这样一来,政府权力大大削弱,导致了经济发展和改革等重大问题处于“三不管”的境地:党无权管,最高苏维埃无力管,政府无法管。
第三,在干部问题上出现了偏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在推行改革政策时适当调整干部是必要的,但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干部调整过多,过于频繁。仅1988年一年被撤换的各级领导干部就达13000多人,其中部长级干部达60多人,共和国、州委一级达30%—40%,部长会议成员几乎全部撤换。(2) 1987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 集中讨论了干部问题,目的是消除来自干部方面的改革阻力,但把干部的责任提得十分尖锐,使一部分干部精神很紧张,不能以积极态度来对待各项决议。(3)在党的威信下降、党的权力削弱的情况下,有相当多的党务干部无心工作,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前途。另外,看到当时东欧国家政局剧变后受到冲击的党务干部面临失业威胁,更增加了对自己前途的忧虑。这些因素,也严重影响着苏联经济改革的顺利发展。
第四, 1988年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后,戈尔巴乔夫被苏联政治形势发展被动地牵着鼻子走,不得不把主要精力花在处理不断出现的政治问题上。仅1988年一年就开了八次中央全会,两次人民代表大会,两次最高苏维埃会议。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集中精力抓经济和改革问题。另外,在批判旧的政治体制时过多地纠缠历史旧账,强调不留历史“空白点”,引发了一场又一场大争论。在争论中又缺乏正确引导,从而造成对历史否定过头,加剧了思想混乱,使党的威信急剧下降,使改革失去了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
(五)戈尔巴乔夫把政治领域中实行的妥协策略运用到经济体制改革中,导致经济改革踏步不前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策略是一种妥协策略,他利用一个极端来削弱另一个极端。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无论苏共纲领还是他的政治报告,都一方面尽量吸取激进派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吸收传统派的观点,从而保证以他为代表的主流派的纲领和主张得以通过。在存在各种政治势力、思想和流派的情况下,在社会严重动荡的情况下,这种政治妥协策略无疑有助于稳定他的领导地位,但是把这种妥协策略运用到经济体制改革中,就会带来十分有害的作用。
第一,要使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十分重要的是正确的改革方针、方案和措施,一旦以决议的形式确定下来,就必须坚决执行,不能因各种阻力而摇摆。妥协策略的一个主要弱点是政策多变,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这类事例甚多。例如,为了使企业成为真 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发展商品货币关系,规定要尽快改革价格制度,但由于遇到阻力而一拖再拖。为此,雷日科夫在苏共二十八大的工作汇报中指出:“不管选择价格形成中的哪种方案,不进行价格改革就无法形成市场的道路。要是像1988年那样表现出不坚决,再次把这样异常复杂但却是客观上必要的任务推迟到‘以后’去完成,这将是最大的错误。”妥协策略的软弱性还体现在改革方法上。按原来的计划, 1988年提出零售价格改革方案, 1989年第一季度进行全民讨论,甚至有人主张全民表决。在苏联七十多年的传统体制下,大多数人的心态是“多挣钱、少干活、不涨价”,在这种情况下要通过全民表决来决定零售价格的改革问题,其结果可想而知。
第二,各项经济体制改革决议的内容自相矛盾,很难推行。例如,《苏联所有制法》和《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土地立法原则》就是各种政治力量妥协的产物,因此很多问题含糊不清,自相矛盾。其中关于私有制问题,激进派认为这两个法没有给私有制留下一席之地,改革难以进行;传统派则坚决反对出现私有制概念。为了调和这两种不同立场,在所有制法中使用了有私有制含义的个人所有制和农户所有制等概念。但两个法律通过不久就遭到很多人非议,所以在苏共二十八大纲领声明中又改用劳动私有制的概念。
第三,政策多变使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模糊不清,使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弄不清方向。因此,改革的拥护者日益减少,对领导人的信任度降低,甚至连一些为改革出谋划策的著名学者也摸不清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底牌,弄不清改革究竟朝什么方向发展。
三、改革失败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
关于苏联剧变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问题,至今仍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苏联剧变完全是戈尔巴乔夫的责任,是戈尔巴乔夫背叛社会主义的结果,甚至说他是叛徒。下面对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联剧变的关系做些简要分析,以求指正。
(一)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各国先后发生剧变,根本原因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丧失了动力机制,弊端日趋严重,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走进了死胡同。之所以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该模式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二是斯大林逝世后的历次改革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这一模式,其问题与矛盾日积月累,最后积重难返,使危机总爆发。正是这些原因,使苏联东欧各国在剧变后无一例外地宣布彻底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决裂,朝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的方向转轨。
(二)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与苏联剧变的关系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面临着严重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危机。他力图通过改革来重 建苏联,改变局面,但失败的改革却造成了苏联剧变。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为什么恰好发生在这个时期呢?这主要是以下三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是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严重错误,最后导致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二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错误,最后导致迷失了改革方向,使苏共失去领导地位,造成政局失控,出现大动荡;三是前面详细论述的严重的阻碍机制。
根据各种情况综合分析,笔者认为,在梳理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联剧变关系问题时,应该得出以下两个不同层次的结论:第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严重错误,特别是后期改革迷失方向,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是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第二,更应看到,苏联剧变有其十分深刻的深层次历史原因。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如仅仅停留在戈尔巴乔夫改革错误这一直接原因来分析苏联剧变,只能是一种浅层次的认识”,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一件大事的发生总有它的基础导因,这种基础因素是决定性的,是历史发展中带有必然性的东西,由于它们的存在,导致事物在一段时期内结束”。因此,在指出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剧变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同时,应该看到“这种责任只能是直接意义和浅层次上的,是表面的,属于导因性质,它诱发了社会内部长期以来的根本矛盾。离开了这些根本矛盾,戈尔巴乔夫的作用便无法理解,也不可能存在”。就是说,不能因为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就忽略了苏联历史上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忽略了诱因背后更为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弄清楚这个因果关系,才能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教训做出全面的、符合实际的总结。
(三)戈尔巴乔夫与东欧剧变的关系
1989年下半年波兰第一个发生剧变,接着东欧各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垮台。有些学者把东欧剧变的原因归结为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和 对东欧的政策,我认为这些结论值得商榷。
首先,要分析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提出的。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执政后,着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1986年2月提出“根本的经济改革”方针,强调改革是在“有计划地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方针下进行的。但后来发现经济改革遇到很大阻力, 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对前几年的改革进行了分析,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改革阻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社会主义概念的教条主义理解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保守主义思想。当时苏共认为,必须迅速改变社会意识,改变人们的心理与思维方式,否则改革难以成功。
1987年的下半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出版;接着,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他又作了题为《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这期间,戈尔巴乔夫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分析与批判,提出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具有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充分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道主义本质”。戈尔巴乔夫的论著和讲话中主要提出以下有关社会主义的论点:目前的社会主义概念还停留在30—40年代的水平上,而那时苏联面临着完全不同于现在的任务;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并没有在苏联得到完全贯彻,苏联改革的目的是从理论和实践上完全“恢复列宁的 社会主义概念”。
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中首次提出“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概念,但并没有被会议决议采用,这意味着这一概念当时并未被全党接受。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发表了《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系统论述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通过的、向二十八大提出的苏共纲领草案中,正式使用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这个概念大致包括以下内容:人道主义与自由;人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公有化的和高效率的经济;社会公正;真正的人民政权;高度的文化素养和道德;和平与合作。
从上述分析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到1990年才正式形成,在苏联也刚刚付诸实践,而东欧国家1989年就先后发生了剧变,当时人们还不十分清楚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涵义,怎能说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导致了东欧剧变呢?
其次,再分析一下戈尔巴乔夫的东欧政策。
戈尔巴乔夫1987年4月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的讲话,被认为是苏联对东欧政策转折的标志。在这次讲话中,戈氏谈了苏联对东欧国家政策的一些主要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谁也无权追求特殊地位”,“各国经济上应互助互利”,“政治上应以平等和相互负责为基础”,“各国党对本国人民负责,有权自主解决本国发生的各种问题”。这次讲话也谈到要“协调行动”,“关心共同利益”,“不能只关心自己利益”。与过去明显不同的是,戈尔巴乔夫明确宣布,东欧各国在国内建设上不必像过去那样把苏联经验当作样板,而是可以从本国特点出发制定自己的改革政策。在外交上也不再强调一致行动。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的报告中,他还首次把“和平共处原则”列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必须遵守的原则”。
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的东欧政策是无可指责的。2002年1月25—27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召开“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我向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教授提出一个问题:当东欧各国先后发生剧变时,当时的苏联和戈尔巴乔夫能做些什么?他回答,可考虑的只能是两件事:一是提供大量经济援助,二是军事镇压。他接着说,从客观情况看,提供经济援助对当时的苏联来说是不可能的,因苏联本身的经济极其困难;至于军事镇压,那是不可想象的。这说明,当东欧各国广大民众起来斗争,要求抛弃强加给他们的斯大林模式,寻觅新的社会发展道路时,不论提供经济援助还是军事镇压都无济于事。戈尔巴乔夫在后来的著作中也写道:“还有人说,我们失去了东欧的盟友,在没有得到补偿的情况下把这些国家‘交出去了’。但是,我们把它们‘交’给谁了呢?交给了它们自己的人民。那些在自由表达意愿过程中选择了符合它们民族要求发展道路的人民。”有人提出,当时戈尔巴乔夫应“拯救”东欧各国,他回答说:“‘拯救’它只有一个办法——开坦克进去(就像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一样)。……还有就是,这样做会带来一切可能的后果,包括发生全欧战争。”
东欧各国剧变后,在1990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上讨论了以下问题:苏联,当然主要是戈尔巴乔夫应负什么责任,这是不是苏联外交的惨败?时任外交部长的谢瓦尔德纳泽在回答代表提问时说:“如果我们的外交尽力不让邻国发生变化,如果因此而使我们同他们的关系恶化和激化,那才是惨败。苏联外交没有也不可能抱着这样一个目的:反对别国消除别人强加给它们的、与它们格格不入的行政命令制度和极权主义政权。这样做就会违反我们自己行动的逻辑和新政治思维的原则。再有,即使东欧发生的事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也决不会干涉这些国家的事务。这样的干涉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承认国家平等、人民主权、不干涉它们的事务,承认有自由选择的权利。采取任何别的立场,就是滑向十足的沙文主义和帝国大国主义,这是违背真正共产党人一贯宣布的那些原则的。”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瓦·米法林代表“苏共国际活动”小组发言时指出:“把多数东欧国家共产党失去领导作用同我们的改革联系起来,完全是无稽之谈。小组会列举许多事实,证明苏共中央了解这些国家的潜在进程,并在不干涉内部事务和尊重各国人民选择权利的原则下,努力对局势施加影响。”
(四)研究戈尔巴乔夫改革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了,但不能因此对其在改革过程中,在对苏联社会主 义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看法,简单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例如,戈尔巴乔夫一再强调,要把解决人的问题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一切事情都必须从人出发。戈尔巴乔夫把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与人和人权问题的解决联系起来,这是因为传统体制的一个根本要害问题是践踏了人,不尊重人的社会价值和尊严,把人视为集权管理体制上的一个螺丝钉,使人的精神处于麻木的半睡眠状态。这种情形导致思想僵化,社会缺乏活力,生产效益低下,浪费严重,最终使社会主义濒临危机,无法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些理论观点,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其次,对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及关于其本人的研究,许多问题还不清楚,因此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是十分自然的,也是难免的。在此,不同意见的争论对深化研究大有裨益。戈尔巴乔夫执政近七年,这是苏联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正如普京总统2001年3月2日向戈尔巴乔夫祝贺70寿辰的信中说的:“应该把戈尔巴乔夫的名字与整个时代联系在一起。”站在这样一个高度研究这一时期的苏联与改革,有利于研究的深化。
有一种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早已成为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背叛行为”,他“一再宣誓忠于社会主义,以此为烟幕,暗中实际上进行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准备”。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符合戈尔巴乔夫执政过程中的行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1989年底以前,戈尔巴乔夫从未表示过有实行多党制的意向,后来在与叶利钦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妥协,到1990年3月才同意修改宪法第6条。这怎么能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早已成为一系列背叛行为呢?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研究不应感情用事,是理性地进行研究的时候了。
再次,对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各种重大问题的讨论,应本着双百方针的精神进行,不应把不同意见说成是“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叛徒开脱和辩护”。这种扣政治帽子的做法不利于正常的学术讨论,也达不到追求真理的目的。
(责任编辑:蒋锐)
注释：
有人称之为障碍机制,这是翻译的问题,原文都是припяствие механизма。
[俄]亚·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185页。
[苏]《真理报》, 1988年6月29日。
[苏]米·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
参见[苏]《真理报》, 1987年6月12日。
[苏]米·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58页。
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的讲话。
[苏]《新时代》, 1988年第2期。
参见[苏]《共产党人》, 1987年第3期。
参见[苏]《真理报》, 1987年11月28日。
[苏]米·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116页。
这里提出的关于苏联和东欧各国剧变根本原因的基本观点,是作者1989年以来一直坚持的看法。详见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20页。
鄂焕成:《苏联、东欧剧变原因的对比分析》,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1992年第1期。
[俄]米·戈尔巴乔夫:《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页。
[苏]《真理报》, 1990年7月5日。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2—223、454页。
[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页。
《真理的追求》, 2001年第6期。 {:soso_e113:}来给轻松顶贴 必须支持这样的给茶馆添砖加瓦的贴 好文啊，难得轻松勤快一回 这个要热烈一顶，LZ辛苦 对赫鲁晓夫的评价很精彩。
其实斯大林面临的苏联，同样是一个民族性沉闷的官僚体系。
真正开了苏维埃杀戒的，正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列宁和托洛茨基六天六夜没睡觉，一直在斯摩尔尼宫发布各种命令。很多是关于枪毙，处决，镇压的命令。
但是列宁对官僚集团，是采取妥协的。因为新的官僚集团，一面是革命成功的战友，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等海龟，这些人在十月革命之前，基本上是反对武装夺权的，打算和少数派享受二月革命的福利，而斯大林是一个土鳖的实干家，完全被排斥在海归派圈子之外的下等人，价值等于私人打手之类的位置。
民族性毁掉了伟大的帝国，虽然不胜唏嘘，但这是个必然。
看了后最关心的就是中国的命运会怎样？ 简言之，苏联这个自组织系统在同西方垄断资本主义体系竞争过程中，耗尽了自身的能量和发展空间，找不到出路而最终失败，然后内向塌陷反噬自身。正如恒星——红巨星——超新星爆发一样。
看不到这个本质，沉迷在这个领导人那个领导人的道德品质、这个利益集团那个利益集团的利益争夺中，只会纷乱而对我们当下的事业无所裨益。 先顶再看 这个要顶。 这个要顶，好文。 宋兵丙 发表于 2013-7-3 08:33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看了后最关心的就是中国的命运会怎样？
看了后也是感觉脊背发凉。有时真不知“文革”对中国是幸还是不幸，如果没有“文革”，中国是否会延续苏联的路走下去，也是真难说的一件事。后来的改革开放会有那么多的人赞同与支持，中国没有象苏联一起僵化下去，不能不说与“文革”经历让大多数中国人破除了对共产主义那一套理论的迷信有关。 mark 本帖最后由 shark737ng 于 2013-7-4 08:45 编辑
我班门弄斧，把楼主文章弄个笑话版。这个笑话的原型来自于戈尔巴乔夫后期的乌克兰地区。
领袖的列车：：有一天从资本主义站台开出了一辆苏联号列车，终点是共产主义，第一任列车长叫列宁，忽然列车不走了。原来一看是铁轨坏了，列宁说 同志们请下车，这肯定是有资本主义站的旧机务师破坏，把他们统统杀掉，然后发动我们的群众，终于修复了轨道，列车接着走，
下一任车长斯大林还没开多远，列车又不走了，斯大林马上说，贝利亚同志，这一定是有人破坏。我发现我的乘务长布哈林一直在我开车时候在餐车里嘀嘀咕咕，老是说超时工作外加大伙吃不饱，要求停车开饭，你去查一查，有没有车内外勾结，一番清洗，列车接着走；
下一个车长叫赫鲁晓夫，列车忽然又不走了，原来是铁轨又断了，而且发现隔壁一辆叫资本主义的列车跑的比他们还快，赫鲁晓夫说，同志们涨点志气，大家把列车从这一段铁轨抬过去。我就不信赶不上，于是列车接着走，不过大家实在累得不行，心说跟着人混我得累死，于是罢免这个车长。
新车长叫勃列日涅夫，当了一回儿发现列车还是不走了，于是他说，大家一起晃晃车厢，反正有那个意思就行，不见得要在真走，别太折腾。
接下来有两人车长，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可惜这俩人身体不大好，虽然列车驾驶技术非常不错，就是开一会儿就要歇着，大家只好让新来的戈尔接任，戈尔一上来发现，前面铁轨还没铺好，哎想了想，让人把车后面的路锯了铺到前面去
，反正都开了那么远，无所谓大伙儿知不知道起点。
忽然有人要半路搭车，这人叶利钦，他告诉大家，前面是漫无边际的沼泽，没法铺铁轨，他听说资本主义号列车可以让我们用一段铁轨。我们不如先借着他们的路绕开，等过了沼泽我们再走自己的，大家觉得可行，于是就试试了..... 快乐耗子 发表于 2013-7-3 12:04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看了后也是感觉脊背发凉。有时真不知“文革”对中国是幸还是不幸，如果没有“文革”，中国是否会延续苏联 ...
要感谢邓小平，他破除了对共产主义理论的迷信 所谓的出卖论和腐败论一样是“揪黑手”心态在作祟
事实上，一旦上层精英达成一致，腐败问题和合法性问题算得上什么大事，自然会有大批的聪明人为之大唱赞歌的 一身轻松 发表于 2013-7-3 20:02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要感谢邓小平，他破除了对共产主义理论的迷信
他不破除的话，就等着国内各派以及国外的美苏各国早晚把他揪出来 本帖最后由 tangcoms 于 2013-7-3 23:37 编辑
一身轻松 发表于 2013-7-3 20:02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要感谢邓小平，他破除了对共产主义理论的迷信
他只不过是，用 “ 对资本主义理论的迷信 ” 来取代和替换 “ 对共产主义理论的迷信 ” 而已！
后人，要用天朝美梦来取代和替换丫的了！
为了给国民树立三个自信，后人只好画瓢再依葫芦，让他们背背锅了，反正都是跟他们学的，有样学样，理解万岁！;P 苏联在自己构建的经济循环的体系内没有形成正向循环，一味的压迫东欧。东欧后来当然要脱离苦海，可是苏联还指望东欧的粮食呢，于是就杯具了。后来分裂后，工业链条被分割的支离破碎，于是更加杯具。中国就不会，目标一直是中国可以不需要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 jade 发表于 2013-7-3 23:59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苏联在自己构建的经济循环的体系内没有形成正向循环，一味的压迫东欧。东欧后来当然要脱离苦海，可是苏联还 ...
中国就不会，目标一直是中国可以不需要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
----- 太理想化了吧？
----- 目标不等于现实，今天，我们能离开外部的能源和资源供应吗？ 分析得很到位! 苏联在斯大林之后党内的政治演变等重大事件，就像文中提到的苏军各大“军头“对党政的干预，一定引发了毛的深入思考，我想这也是中国后边一系列变化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我们避开了深渊。
展开一下，个人认为”官僚“化的问题，真的牵涉太多太多，也许只有“理论信仰”、“文化传统”、”网络化高效监督机制“、”人民的政治水平进步（对官僚化有更为深刻的认识）“这四个方面达到一定平衡时，才能对”官僚化“的必然予以制衡或控制。
当然，个人认为”官僚化“不是社会主义独有，是全世界的特征，是人类趋利避害天性在社会化发展过程中的出现的必然形态，无法根治，只能控制与制衡。 快乐耗子 发表于 2013-7-3 12:04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看了后也是感觉脊背发凉。有时真不知“文革”对中国是幸还是不幸，如果没有“文革”，中国是否会延续苏联 ...
没有文化大革命，就只能有武装大革命了。
那些反毛的人，那些反对WG的人，就没有想过，如果让桃园经验全国普及下去会怎样。
一定是法国大革命之后人头滚滚的下场，哪有现在那么多“被迫害的老革命”写伤痕文学。直接就被新的革命小将革命了，然后这些小将被更革命的小小将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