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困境
能在县一级玩得转的人，都不是善类。这是我总结的。
中国的多数的县财政非常困难。困难到什么程度，上世纪末许多县的公务员经常被拖欠工资。教师拖欠不新鲜，公务员拖欠估计有些人听说过，有些人没有。如果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处于被拖欠的状态，基本的财政功能都不能保证，其他就根本不用说了。现在的公务员生活待遇很稳定，那个时候可难说，越下级越不好说。同样的警服样式，经济发达地区的警服质地和落后地区的质地一比，天壤之别。有些落后地区的警服，难听点说，农民工未必穿。当然还有更震撼的，为了和谐不说了。
许多人把这个困境归结为分税制，所谓财权上移，事权下移。这么说有道理，但是不全面。除此以外，至少还有两个原因。
第一，经济中心东移。这个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规律。市场经济，商品流通最方便的地方，吸引最多的劳动力。许多地方要搞新农村，搞县域经济，其实很多情况下，骗了贷款，骗了财政拨款，结果不了了之。生产成本，运输成本等等都在哪里摆着，能在沿海生产，谁去内地？富士康是有特殊原因。正常情况下，除非有矿产，谁也不去内地投资。中国自古就有编户齐民的思想，总想把劳动力均匀地分布在土地上。在农耕社会，这样是可行的，在工业化社会，不可行。
于是出现的情况是劳动力去东部沿海打工，老幼病残孕在内陆留守。创造价值的人口集中在东部沿海，承担医疗、教育、养老成本的人口集中在内陆地区。
第二，是转移支付的效率。许多县级政府，财政收入对支出的自给自足的能力只有三分之二左右，这是一般水平，个别还有更低的。剩下的三分之一，就要从上面来。这样的设定有利于统筹财力，避免有些县撑得要吐，有些饿得要死，也有利于加强控制，唯一没考虑的就是中国的传统。
中国自古就有句话，经手三分肥。文明一点的说法，就是市吃县。钱从中央下来，现有经过省，然后是市，最后是县。从省里下来，也要经过市一级。市里修这修那，底下吃不上饭。这是很常见的事情。对县里的干部来说，最重要的是市委书记、市长的看法，要不到钱，是次要的。
还有些穷县，本来就那不出钱来。中央拨款，要地方配套。地方本来就没钱，更不用说配套，所以上级的支持也就很难落实。典型马太效应。
有些人强调历史包袱。这不是主要原因，在高通货膨胀率的大背景下，历史债务，很容易消化。
总结一下，一共四个原因：分税制以后，主要财权上移；经济中心东移，人口中心的移动落后于经济中心；转移支付不力；历史包袱。
对应的对策，目前有四个，一个是社保全国统筹，一个是省管县，一个是绩效财政，一个是高通胀。前两个需要高效的干部队伍来运作，设想很好，最终结果很可能不过如此，并且很可能增大寻租的空间。第四个，消除债务的效果很好，代价是物价上涨。
没钱是万万不能的。地方也有应对的方法。
首先是向上要。上面领导一来，县领导就来精神了。尤其是穷县，知道上面领导来，多数是带着钱来的。许多县长、县委书记，都是演讲的天才。先带着领导下去看，看看有谁比我惨？然后让领导看，个别示范项目，看看美好的前景。然后就是要钱。汇报会往往成为演讲会，诉苦会。一县之长声泪俱下，听了之后，绝对让人动容。
还有是向上级政府要，这个就需要关系。或者直接去北京跑部钱进。要政策，要项目，要贷款，要财政支持。北京为什么有那么多驻京办？当然不能白要，冰炭敬是必须要准备的。多少寻租的空间啊。
然后是邪门歪道。让人来投资，总要有吸引人的地方。有些县里都有开发区，送土地、免税，上面不让干的事情，下面都在偷偷摸摸地干。当然，这个也不完全为县财政着想，也有自己的想法。
不过，大家都这样的话，等于没有优惠。小煤窑为什么屡禁不止？污染企业为什么照样生产？严厉控制的地板厂为什么遍地开花？不过，这个干多了，往往就不是为了财政了，许多时候也为了自己。
当然，也不是没有危险。一旦见光见亮，或者被曝光，仕途就够呛。为什么地方瞒报？几年前，某地发生过一次特大爆炸。一个鞭炮厂刚刚建成，就见亮了。弹坑好像是战列舰主炮轰击的，从照片上看，少说三五米深。据说，省长天黑赶到现场的时候，虽然是冬天，县长汗流浃背，说话都不利索。不说现场有多惨了。
还有就是各种搜刮。各种搭车收费，违反计划生育罚款，不然拆房子等等乱七八糟的。免除农业税，干掉不少搭车收费。
能在地方混得开的，都有几把刷子。尤其是县一级，躲闪腾挪的空间非常小。
前两年的土地暴涨，一下子给了地方财政翻身的机会。卖地财政解决了多数县的财政困难。县国有土地一下子价格飞涨，多数县政府，都有了翻身的机会。
但是，结果却不乐观。
去年一年，是地方财政收入极大增长的一年，也是地方债务急剧增加的一年。审计署审计调查全国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本级2009年以前形成的债务余额为1.75万亿元，当年新增1.04万亿元。这么好的卖地背景下，债务增加了将近60%。
经过去年一年，各地的财政局往往成为金融主角。财政出资或者入股的信托投资公司、各市商业银行还有其他各种融资平台，去年都积极投身各种金融行为。如果继续紧缩，各地财政恐怕都难顺利脱身。
在卖地财政这么好的情况下，债务迅猛增长。看不出在土地价格下跌的情况下，债务有好转的迹象。
地方债务究竟有多少？没记错的话，全国大约有330个地级行政单位，3000个县。如果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本级就有2.8万亿的话，全国有6-8万亿，是完全有可能的。何况，审计署的调查，由于人力有限，不可能非常全面。
中央去年财政收入3万多亿，今年应该4万多亿。相比中央财政收入，地方债务不是小问题。中央财政收入要养活解放军，要发展高精尖技术装备，要支持各大院校，要扶植老少边穷地区，要搞建设，要对付各种灾害，真正能灵活使用的机动财力不会很多。
中央很可能让地方吃够苦头，然后提供利息，保证资金链不破裂，至于本金就交给通货膨胀。
问题是这次捞完地方政府，能保证地方政府下次不再犯事吗？
如果前面几个因素是客观因素的话，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主观上扩张开支的冲动。抓得死，就有破产的风险。抓得不死，就乱来。
分税制，把财权上移，也是为了约束地方财政。现在看，并不完全成功。钱不够花，可以搜刮，可以借钱。
如何能有效约束地方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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