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客观预测与社会的主观预期
经济学应该是客观的，不存在悲观与乐观。说某人悲观，无非是说他的预测是经济前景向坏。说某人乐观，无非是说他的预测是向好。
对经济学来讲，悲观与乐观并不重要，关键向好与向坏预测的准确性。经济学预测的准确性，首先来自于模型。一个错误的模型，很显然不能正确分析经济形势。其次来自数据的准确性。这一点在国内很难做到。再次来自科学精神。如果认定某个事情，比如就是希望某某好，或者就是希望某某不好，然后再找原因，必然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因为现有结论后求证的研究，必然在分析过程中，对数据、现象进行主管的取舍。这样的例子，整个求证过程之中，也难免是结论与证据互相颠倒，混乱使用。譬如，已知：“中国不会发生经济危机”求证：“中国不会发生经济危机”。最后是内幕消息。因为在非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决策对市场的短期表现有颠覆性的影响。
判断准确性很简单，看这个人预测的历史纪录与经济发展的吻合性，以及他现在的预测是否能在未来被验证。
如果此人的预测经济好的不能再好，却屡屡不能验证，那么这样的经济研究一点价值也没有。此人充其量是心理安慰师，最合适的工作岗位是去搞宣传，而不是搞研究。反之亦然。
这就是唱多与唱空。一个唱字形象生动。
这是经济学的客观预测。
社会大众对未来的预期，则不仅包括预测还包括期望。预期更多基于自我的感性认识，这种自我的感性认识来自自身以及周围的环境。另一方面，主管预期更多服从主观期望。由于自身认识的局限性，以及期望的主观性，这样的预期往往是主观。
个人对经济前景的预期，主要参考是其经济生活过程是否能够顺利完成。对资本家来讲，是否能顺利完成产品生产实现过程，是否有剩余并完成必要的资本积累。对工人、农民来讲，具体说来就是个人收入扣除生活成本能否有结余，这些结余能否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使其获得更好的生活环境，或者可以预期的未来的收入将大幅度提升，而生活成本不变或提升幅度小于收入增加幅度。
如果社会普遍工资并没有显著提升，甚至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如果生活成本的水平（物价水平、住房条件、医疗、养老、教育等负担）上升幅度超过工资上涨幅度。如果失业率不断上升，未来收入没有继续大幅度上涨的可能性。如果晋升的渠道愈发狭窄，通过晋升提高工资的可能性也在下降。那么社会大众普遍出现悲观情绪就是在所难免的。
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得到准确的平均工资水平、准确地通货膨胀率、准确地房价、准确的失业率以及准确地社会分层研究数据（父母工作与子女工作的重复性，以及父母收入在社会中所处水平与子女所处水平的重复性）。
所以，对预期的讨论，谁也无法有效地说服对方，只能说自己身边的例子。这样的情况下，彼此的说服，必然是鸡对鸭讲，没有什么意义。
越来越多人预期的悲观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些人经济现状的下降。这是可以得出的客观结论——如果我们承认一个心智正常的人的预期更多地基于他的经济现状，并承认社会绝大多数人都心智健全的话。
对社会经济现状的认识，并不能否认对个人努力的作用。同等社会背景下，晋升机会减少的情况下，更努力的个人胜出。甲、乙两个人遇到一只老虎，跑得快的甲存活。不过，跑得快的甲也不应该自鸣得意，须知自己的生存是建立在乙牺牲的基础上，而这样的条件下必然有人牺牲。下次再遇到老虎的时候，乙已经不存在了，甲就未必那么幸运了。所以，如果认为乙死掉是乙活该，那么不久这种观点很可能就会验证在自己身上。
从社会的角度看，一个社会承平日久，必然出现分化。财产的马太效应，必然导致多数人相对的收入下降，以及生活成本的上升。如果财产没有这样的效应，则财产便不再为人类所追逐。因为财产有这样的效应，所以人类社会必然在震荡中不断螺旋前进。需要考虑的是振荡幅度，以及如何减少震荡加快前进。否认这种震荡，就是对人类历史的否认。
对管理者来讲，改变少数人的观点，需要使用宣传部门、宗教或者社会科学的御用文人。而改变多数人的观点，则需要改变多数人的经济地位。如果不能改变他们目前的收入和生活成本，至少要改变他们预期的收入和生活成本。一个理性而审慎的管理者，不会屡次透支被管理者的预期。
政权是暴力的，市场是契约的。一个靠威逼，一个靠利诱规范个人行为，显然暴力是第一性的。社会的任何交易行为，都是在政权允许和规范的范围内的交易。
所以，社会的主观预期对管理者，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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