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瑟经济学(3.6)——资本的危机（圣骑士）
反对凯恩斯的学者中最著名的无疑是弗里德曼，他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圣骑士。在他之前有哈耶克，与他相比，哈耶克生不逢时。
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挽救了资本主义，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人人为私利运动的社会中，凯恩斯主义无法避免退化——毕竟，官僚是人不是神，他们也有自己的私利。如果不加以约束，则可能造成巨大的危机。这种危机的危害，很可能不亚于甚至超过资本主导经济的危害。
西方民主政治一直与幕后交易分不开，为政客服务的人，往往能获得必要的回报。历史上，在美国替总统候选人募捐的人，如果押对了宝，往往能获得大使等要职。这是个人的好处，具体到利益集团，则往往选择一个能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政策的候选人。利益集团和候选人的关系，往往长久而稳固。许多候选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候选人服务于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支持候选人，彼此成为一种互利互惠的主仆关系。
凯恩斯主义的出现，颠倒了这种主仆关系。是你给我赞助，我当选以后投桃报李，还是我能掌握你的发展情况，所以你要给我赞助。看似微小的差别，其实很重要。虽然皇帝与太监都处在金子塔的顶端，但是皇帝一旦被太监篡权，结果往往是很悲惨的。尽管凯恩斯本人也对集权主义高度警惕，但是在三十年代大危机的背景下，管不了这么多。
退化的凯恩斯主义使官僚获得了极大的权力，资本积累的决定权不再在于生产效率，而在于与官僚的关系。获得伊拉克重建的订单的决定权，并不在于投标公司的综合实力，而在于它们的公关能力。美国和英国公司在这方面有显著的优势。其次，官僚本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双重属性，既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也是拥有私人财产的人。换句话说，官僚也关心自己手中的资本。 如此一来，资本积累与市场无关，而决定于官僚机构内部的博弈。所谓通往奴役之路。
退化的凯恩斯主义很可能演化为与民争利和假公济私，制造新的贫富差距，不同的是资本积累的竞争方式发生了改变：由市场上的性价比的竞争变为与官僚关系的亲疏比的竞争。退化的凯恩斯主义很可能并没有解决贫富差距导致消费不足的问题，反而把问题复杂化了，成了对资本主义的反动。
这时就需要有人出来给官僚划一条界限，避免凯恩斯主义无限退化下去。
第一个给官僚夺权敲警钟的是哈耶克。不过，生不逢时的哈耶克的理论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大众的认同，更没有改变当时的历史进程。
由于二次大战使英国社会出现了既深且广的变化，遂促使社会上出现要求政府进行社会改革的急迫需求。当中，在1942年发表的《贝弗里奇报告》，更明确指出战后政府应该以全民就业为目标。工党无疑具有先天的优势。1944年《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之后，丘吉尔如获至宝，把这本书用于选举宣传：这本书使他更加忧心工党上台以后的后果。尽管保守党大量印刷这本书，但是仍然无改变历史。战争还没有结束，丘吉尔就落选了。
当时的英国人对苏联普遍印象不错。苏联印象破灭，铁幕、柏林墙、匈牙利事件，《新阶级》在纽约发表，都是以后的事情。这一方面是因为苏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是西方有力的盟友，一方面是因为十月革命后二十多年，苏联就由一个最落后的欧洲国家成为最强大的欧洲国家。与半死不活的欧洲相比，苏联模式确实很有吸引力。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距离产生美，身在欧洲的人们对苏联国内翻来覆去的大肃反和星罗棋布的古拉格群岛几乎一无所知。大洋的另一边，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也给予了欧洲劳动者的希望。美国，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无疑给世界其他国家有榜样的作用。这个时候，说政府干预会如何如何，自然没有听众。
弗里德曼的时代就不一样了。
铁幕已经落下，种种关于苏联的负面消息不断传播出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否定了斯大林，也震惊了世界——苏联国内原来是酱紫啊。彼此为领袖的两大军事集团的紧张对立，双方的代理人战争此起彼伏。1962年，美国和苏联在古巴剑拔弩张，全世界担惊受怕。美国人严重受惊——美国人从没有感觉过外来的威胁离自己如此之近。在此之前，即使两次大战，也是海外的事情。美国人对苏联的看法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随后的越战和水门事件，美国政府在民间的信用跌到二战以后最低点。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的权力却扩张到了战后的最高。尼克松已经轰炸了柬埔寨，却根本不和国会打招呼。政府几乎失控，三权分立原则面临失衡，国会和最高法院都被政府扔到了一边。尼克松设立管子工，属于总统私人的秘密调查部门，准备使用非常手段收拾泄密的人。国家大政方针的是非对错，完全在美国总统的私人判断。这种倾向非常危险。
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美国变成另一个苏联，无疑是美国人最担心的事情之一。
弗里德曼的理论流行的社会基础有两个：第一是美国政府权力过度扩张，威胁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第二个是美国政府对经济的介入，使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弱化。美国政府、资本家和工人三方之间，利益格局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美国政府积极介入经济的结果，资本家受到削弱，工人得到扶助，美国政府借维护工人利益扩张了自己的权势。社会主要矛盾由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转变为美国政府与公民之间。另一方面，工人生活改善，工会实力增强，工会领导人也逐步向官僚化发展，工人与工会之间的关系渐行渐远。
当然，卢瑟最不满意的还是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卢瑟关心的只有两件事：有工作（如果没有工作，政府能有必要的救济）、物价别太贵。这两点，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的都做得差强人意。当时的痛苦指数（痛苦指数= 通货膨胀百分比 + 失业率百分比），常年保持20以上。
哈耶克的时代，没有这样的社会背景。他的理论，自然生不逢时。作为研究社会学科的人，要领先于时代，这样才能体现他先知先觉。但是也不能太领先，否则在著作发表的时代大家并不理解。所以，1944年的《通往奴役之路》杯具了，而1962年的《资本主义与自由》洗具了。
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是为资本主义国家正名分的，要知道谁是皇帝，谁是太监。这本书开篇讲的并不是经济而是政治：不要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或者“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应该说“我和我的同胞能够通过政府做什么。”——开篇明义，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不是皇帝，是太监。
在弗里德曼看来，政府做的第一要务实国防，第二要务是保证契约的实施，而调节财富分配则属于“是一个人认为有益的东西，另一个人认为是有害的”范畴。后两件说起来冠冕堂皇，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的话，就是说不要干涉资本的行为，不要尝试通过财富在分配限制资本。美国政府确实干涉资本的行为，比如强行拆分垄断企业。历史经验表明，这样行为是必须的，而且美国政府的操作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低限度的。但是即使这样，资本也无法忍受。资本要求的就是剥削的自由，任何制约它的外来限制，都会让它觉得不自在。
接着弗里德曼介绍了若干天才，这些天才的成功都是自己自由创造的结果，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会用停滞代替进步。但是，弗里德曼却闭口不谈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许多穷人家的孩子没钱上学，要去工厂做童工。这些孩子即使有超人的天赋也可能在劳累中过早的夭折，或者一生无缘接触现代科技，仅仅作为人肉电池贡献最简单的体力和脑力。智力是不稳定遗传的，财产是稳定遗传的，没有支付能力不能接受相应的教育。所以，教育的权利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的话，显然不能与智力完美匹配。这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很常见的事情，却被无视了。
弗里德曼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经济的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这是公开的观点，骨子里还是要宣扬资本至上。在他看来，资本是皇帝，政府是太监。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皇帝权柄下移，太监犯上作乱的风险。
如果他的观点成立，那么读者难免要问：如果按照劳动价值论，资本家的在经济上的自由，就是尽最大幅度压迫工人。如果资本家在经济上的自由是政治上的自由的必要条件，是不是就是工人经济上的不自由必然导致在政治上的不自由呢？如果政府不干涉经济，那么会不会成为资本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时压迫工人的局面呢？当然，这种压迫不仅仅表现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也表现在大资本和小资本之间。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稳拿要用边际效用论替代劳动价值论：交易是你情我愿的彼此互利互惠的行为，尤其是雇佣，所以不存在压迫。经济自由是所有人的自由，政治自由也是所有人的自由。卢瑟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被稳拿代表了。卢瑟被自由了。
卢瑟的利益也一样。弗里德曼反复强调一个命题：交易使双方获利，只要双方自愿并不带欺骗性。那么抢劫算不算自愿交易呢？某甲用枪顶着某乙的脑袋，某乙自愿交出自己的钱包。于是，某甲获得钱包，某乙获得了继续生存的权利。当然，有人可能说这个不是自愿的，某乙不接受某甲的条件就会丧命。那么，如果某乙不接受某甲提出的条件，就可能饿死，某乙接受某甲的条件，就能苟且活下去。这算不算自愿呢？自愿与双方获利这个概念是很模糊的。实际上，按照日常的经验，自愿和双方获利，只有在双方经济地位接近的时候才能存在。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贫富分化，多数人的经济地位很快就不会平等，不但会不平等，而且会越来越悬殊。
弗里德曼认为市场是一种比例代表机制，在市场中少数派必须顺从多数派的意见。但是，少数派和多数派是怎么确定的，他没明说。根据我们的日常观察，每个人拥有的财富量是不同的，所以对市场的影响是不同的。换句话说，弗里德曼没有明说的是，某些人的代表比别人多的多。没钱的人必须顺从有钱人的意见，人数上的多数派（卢瑟）要顺从人数上的少数派（稳拿）的意见，这是市场这种比例代表制的真相，也是反对自由市场的根本原因。
弗里德曼说反对自由市场的人是因为市场能很好的完成资源配给的任务，给人们所需要的东西，这完全是栽赃。凡事很难两全其美，市场给资本家廉价的劳动力，给工人的就是低廉工资。弱者怎么可能不反对自由市场呢？
稳拿经济学总喜欢用鲁滨逊的例子推而广之，大而化之，弗里德曼也不例外。鲁滨逊自己种粮食，和别人分工合作收获更多，于是大家都获得好处。收获更多，这是毫无疑问的。大家都获得好处，这是大大可疑的。大家一起种粮食，做大饼，最后必然有人负责分大饼，我们并不能确定分大饼的人一定会给每个人更大的一块大饼。如果我们回想亚当斯密的分工的例子，由于进行合理的分工合作，工人的人均日产量由二十个扣针提高到四千八百个，提高了二百四十倍。另一方面，每个工人多生产的出来的四千七百八十个扣针，却未必完全分给工人，只要拿出很少的一部分给工人就可以了。实际上，机器价格越贵，工人数量越多，需要拿给工人的数量越少。另一方面，如果工人不满意这样的分工，想回去另立门户却已经不再可能。这是因为他们独立生产的日均产量太低。无法在价格上与资本家的产品竞争。除非他们回去过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而圈地运动又彻底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条件。所以，对工人来讲，接受剥削，或者饿死，只有两条路。人总是要求生的，所以血汗工厂总比饿死强。事实上，即使接受剥削的机会，也是要互相竞争的。这就为资本家使用童工和女工（甚至奴工），压低工人工资提供了条件。
能够制约资本这样肆无忌惮的剥削的，只有工会和政府。这两者都成为资本的攻击目标，也是弗里德曼极力反对的对象。历史上，工人福利的改善，不是资本家发善心的结果，而是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结果，工会的作用功不可没。政府的财政调节给大量的社会底层提供了机会，为形成橄榄型社会创造了条件。不能因为官僚主义在工会和政府之中蔓延，而把两者说的一无是处。如果没有工会和政府的牵制，资本是否还会如此善待工人，显然值得怀疑。
要让卢瑟拥护他的学说，必须给卢瑟一个香甜的胡萝卜。这个胡萝卜，就是负所得税方案。这个方案，其实最伪善。方案说得很好听，不足一定收入的部分，政府按固定比例给予补贴。（负所得税＝收入保障数－（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率））这样一来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就等于实际工资收入加政府补贴。（个人可支配收入＝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许多事情听上去很美，实践之中细节是魔鬼。收入标准怎么定？政府比例是多少？这两点是关键，而且决定整个政策的性质。如果收入标准定得很高，而且比例也很高，那就是社会主义。反之，如果都很低，那就是最残酷的资本主义。如果按照弗里德曼的建议，在极大地削弱工会，束缚政府以后，权力全部属于资本。这个时候，资本还会允许把这两个参数定得很高吗？所以，所谓负所得税方案，就是个画饼。如同当年谷物法，是动员工人的画饼。
在政府和资本的关系上，弗里德曼争功诿过，翻手为雨覆手为雨。美国的资本与美国政府，如同皇帝与太监，是利益共同体。没有美国政府的保护，美国的资本主义早就夭折了：美国历史上高关税维护了幼年时期的美国资本的利益，避免美国资本被英国资本吞噬，成为英国的经济提供原料、市场和经济危机替罪羊的经济殖民地。美国南部农场主要求独立以后，美国政府消灭了反叛的种植园主，为北方的资本家巩固了经济殖民地，并提供了劳动力。谢尔曼法避免了垄断企业过度膨胀。罗斯福新政避免了革命。战后军事扩张，获得英国的势力范围。这些都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美国政府在美国资本成长壮大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弗里德曼这样说，非常不厚道。
弗里德曼说美国的繁荣是资本主义自由选择的结果，把经济波动归因于政府干预。但是如果没有凯恩斯主义会不会重新发生类似1929年至1939年之间的事情？历史无法做出实证校验，会与不会完全在个人的解释。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许多人已经淡忘了1929-1939年时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然而，历史记录还在。如果我们回顾胡佛和罗斯福之间的交接，以及当时世界的巨变的话，尽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很糟糕，但是相比三十年代最惨的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则好的多。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没有凯恩斯主义事情变得更糟的可能性要大于实行凯恩斯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国内掀起了迫害共产党及其同情者的高潮，整个社会谈共色变。美国政府的雇员，要接受忠诚调查。仅仅因为莫须有的怀疑，许多人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工作。毫无疑问，美国政界的初衷，是为了在共产主义迅速扩张的时代，保护美国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弗里德曼看来，这也成了美国政府的罪状。那么美国政府应该怎么样呢？如同胡佛那样彻底放手吗？如果那样的话，美国的资本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就难免被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取而代之了。铁腕的大臣用血腥的手段镇压了反叛，皇帝日后以滥杀无辜为名镇压铁腕大臣。历史总是如此地相似。
弗里德曼对工会和政府的批评从来是毫不留情，对资本从来都是宽容的。他只讲资本的权利，不讲资本的邪恶。资本是可以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冒上断头台风险的东西。对资本来说，做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赚钱。资本的市场行为只是为了私利，而不是任何公心。只要能赚钱，物美价廉也是它，质次价高也是它。发展生产，囤积居奇，甚至杀人放火都可能是它。弗里德曼却把资本描述成只做好事的天使。
资本只愿意提供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很显然，有大量需求却没有支付能力。比如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如果凯恩斯主义把自己的投资方向选择在这些领域，显然不会对原有市场竞争产生影响。因为对原有市场来说，这些需求虽然迫切，却没有支付能力，所以并不是原有市场的一部分。即使人们再健忘，也不能忘记：在资本主义诞生后，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满足穷人这部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的行为，一直是空白或者接近空白。
世界也没有救世主。在阶级社会中，各个阶级的利益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某人说他的方案能增加全社会的福利，那么作为卢瑟一定要多个心眼。这个方案有可能增长全社会的福利，更可能仅仅增长稳拿的福利。卢瑟的福利，在这个方案中，很可能被稳拿代表了。
如果完全按照弗里德曼的主张，那么资本主义就要回到资本最自由的阶段。一切交给市场，你死你活该。如果完全按照凯恩斯的主张，则可能更糟。在某种意义上说，弗里德曼和凯恩斯的理论冲突，与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冲突异曲同工。都是两个集团在争夺经济主导权。
同样要政府少管闲事，李嘉图是真小人，弗里德曼是伪君子。李嘉图说人们希望和谐社会，但是那不过是美好的愿望：“人道爱护者，希望世界各国劳动阶级的生活都安适快乐……然而这毕竟是一种希望罢了。”
李嘉图能这么直来直去，与当时工人的政治、经济地位低下有关。到弗里德曼的年代，经过一百多年的斗争，普选权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约定俗成的基本政治制度，所以弗里德曼不能像李嘉图那样直白，必须把资本的利益适当打扮，把对资本有利的事情说成对全社会，尤其是掌握广大票源的中低收入阶层，都有利的事情。所以，他的经济理论需要伪装，不然也没有市场。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先后给稳拿的主流经济学打了两个补丁，官僚和资本都有了对自己有利的理论，彼此争论不休，达到动态的平衡。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凯恩斯是必须的，弗里德曼也是必须的。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资本和官僚任何一方无拘无束，都难免成为整个社会的灾难。这两位为资本主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上世纪第一、第二的经济学家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作为打酱油的卢瑟，对两派之争，则大可不必认真。
下一部份，我们看看不太稳的拿是怎么看待经济危机的。神职人员、官僚、大资本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轮到小资本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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