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瑟经济学(2.2)——故事的主角（熙熙攘攘为利趋往）
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红楼梦的《好了歌》，挑明了人在阶级社会中的基本追求。前两段追求的一个是政治权力，一个是财产，两者都可以认为占有剩余价值的权力。后两段追求的是传宗接代。人在阶级社会中第一个目标是尽量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第二个是传宗接代。
从某种意义上讲，生物的目标是把自己的基因传承下去。产也只有一个目标，即自我增殖。我们所能确定的也只有产的自我增殖的本能。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增殖具体化为赚钱。
赚钱手段有很多：可以是提高生产率搞物美价廉，可以是假冒伪劣降低成本，可以是官商勾结侵吞国有资产，可以是买空卖空囤积居奇，还可以是兼并弱小同行、垄断市场搞不正当竞争获取垄断利润。
对产来说，具体选择哪种方式，取决于哪种方式来钱最容易，或者说风险更小，效率更高。产是否发展生产，并不确定，是否会改善多数人的生活则更不确定。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产权明晰加自由市场经济一定会发展生产力，提供更多物美价廉的产品。
亚当斯密曾经指出：我们的晚餐不是得自屠夫、酿酒商人或面包师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利益特别关注。我们认为他们给我们供应，并非行善，而是为了他们的自利。
亚当斯密讲得很清楚，产追求的就是私利，而决不是什么善行。所以，换一个角度看，只要能挣到更多的钱，酿酒商人既可以酿出更好的酒，也可以往酒里掺水。同样的情况下，屠夫可以提供更新鲜的肉，也可以挂羊头卖狗肉，或者出售注水肉。
马克思的时代，商人使用劣质面粉制作为工人吃的面包，甚至向面包里掺白垩。20世纪初，美国的食品厂的生产环境，让人作呕：坏了的猪肉，被搓上苏打粉去除酸臭味；毒死的老鼠被一同铲进香肠搅拌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工人们在肉上走来走去，随地吐痰，播下成亿的肺核细菌。这样的事情，到今天也没有绝迹。最近的例子包括雀巢奶粉中含有二噁英事件，日本的雪印牛奶事件，当然还有风行世界的疯牛病。
产所关心的只是获得更多的钱，自我增殖，而不是其他任何的事情。给资本最大的自由，充分竞争就能获得更好生活，这个结论值得极大的怀疑的。对产的化身，即产的所有人来说，确实如此，对社会大众则未必。
上世纪80年代，长期计划经济和战争，导致苏联国内经济极度困难，物资匮乏。苏联人民生活窘困，人心思变。当时有一种说法，提出前社会主义主义国家只要建立清晰的产权制度，然后允许充分竞争就能发展生产力，缓解苏联当时的困境。于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面推动休克疗法彻底放开市场，一面推动大规模私有化改革。
几乎在一夜之间，俄罗斯出现了若干富可敌国的寡头。这些寡头财大气粗，他们挥霍程度让欧美人惊讶。但是，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却遭受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折磨。俄罗斯的经济则几乎停滞不前。
对这些寡头来说，发展生产不如勾结官僚（比如丘拜斯）瓜分前苏联庞大的遗产来钱容易。全苏联人民69年的劳动积累了数量惊人的财产。前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继承了其中的大多数。这些财产称为寡头瓜分的对象。与发展生产相比，瓜分国有财产，来钱既快又容易，而且稳当。只要和官僚达成默契，一切都易如反掌。
“一些人在短短五六年之内就赚到了数十亿美元，这是在任何一个西欧国家都不会发生的事情。”——有这样容易的事情，谁还会辛辛苦苦地冒风险搞生产？
真正想发展生产的资本家也会被寡头的行为所抑制，这一点后面还会谈。
回顾俄罗斯的历史，对苏联这样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完全市场化和产权私有化（或者说产权明晰化）的结果，唯一能确定的就是私人产权迅速膨胀，出现一批人造寡头，其余的多数人则沦为这些寡头的奴隶。
资本在市场中未必是善行的化身，更多的时候是恶行。如果不能有效约束，仅仅强调自由市场加产权明晰，那么绝大多数人，都难免成为产的受害者。
产的自我增殖的行为，是绝对自私的。产对自己的势力范围掌握的很清楚，为了自我增殖，对不属于自己的利益可以采取一切行为。甚至即使这些利益与自己有关，不是直接利益而是间接利益，也是可以牺牲的。
前面的俄罗斯的例子中，每个寡头的行为都是拆毁大厦窃取钢筋的行为。这样的行为无疑伤害俄罗斯全民族的总体利益，却满足了寡头个人私有资产增殖的要求。
中国的例子可以参考国民党统治后期，生产凋敝，物价飞涨。对国民党整体来说，是需要同舟共济的时候。但是对个人来说，则是发财的机会。国民党高官大员一面感叹共军凶猛，学生造反，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一面囤积居奇大捞特捞。对国民党关于来讲，每个人都有双重身份：第一是国民党的一员，第二是私有财产的人格化的化身。很显然，第一种身份相关的是间接利益，第二种身份具有直接利益。于是，间接利益让位与直接利益，第二种身份压倒了第一种身份。
这种行为，在广大的代理人中有普遍表现。认为廉价或者免费给经理人一部分产权，他们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维护其他人的直接利益，未免太幼稚了。须知，他们获得直接利益的方式，远不止使用自己的产权分红，还包括牺牲其他人的直接利益。
经理人的行为，我们在后面还会谈。
产是属于个人的。但是我们并没有谈及所有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资本家）个人对产的行为的影响。这是因为个人的意志服从于产的意志，产的意志就是个人的意志。生产方式制约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怎么理解这一点呢？
当一个面包房主良心发现悔恨自己向面包里掺白垩，或者当一个寡头决定不再参与瓜分国有资产的时候，他们被同行排挤掉的时候就来了。对一个面包房主来说，他要做的是在同行基本的水平上掺白垩，不能太多，免得立即吃死人；不能太少，免得自己的面包利润低于同行。对于一个寡头来说，如果放弃这种疯狂的瓜分，那么他所掌握的产，很快就会成为同行猎取的目标。换一个角度看，当面包师或者寡头良心发现的时候，产就要寻找新的主人了，或者说是产的代理人，产的人格化的化身。
所以，本文中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负担者。他们的意识，是产的意识，无须过多考虑。
太史公说，天下熙熙，皆为利趋；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我们所能确定的只是产为追求其直接利益逐利而行，甚至牺牲其间接利益，至于这种行为是否会对整个社会有益，还是仅仅对个人有益，则是无法确定的。——连自己的间接利益都不在乎，还会在乎其他人的利益吗？
坚持认为这种利一定会造福所有人的人，十有八九与这种利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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