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帖）瞎侃反通货膨胀：1、引子
前几天接到一个电话：你是小忙吗？我说：我是，请问你是谁?答：22年前我们是同事。
我有点发懵（我经常处于这种状态）：请问22年前我在干什么？
答：哈哈哈，反通货膨胀呀。
我惊喜交加：喔喔喔，我知道你是谁了，你从哪里钻出来了？咦，你的声音变了好多，好像当官的人在说话。。。。。。
后来我赶去他在奥林匹克公园附近的新居见面。原来的一位老大哥，90年代初期就被外派国际组织工作10多年，快退休了才回来，现在挂一个有名无实的高官头衔。快20年没有见面了。让我惊奇的就是他又掺和到反通货膨胀小组中了。
真是历史经过22年循环，又似乎回到起点。
一杯清茶，一夕深谈，我不由得疑问：目前的办法不就是我们22年前发明的反通货膨胀王八拳吗？
答曰：说明王八拳有生命力呀。
所谓反通货膨胀王八拳就是：釜底抽薪+行政措施+定点清除。
釜底抽薪就是控制货币；
行政措施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该管就管，该抓就抓，不爽，请去美国；
定点清除，按当年紫阳真人解释：谁让我不爽一时，我就让他不爽一辈子（这几天马上要出台的扰乱市场秩序条例就是，处罚一点不比当年打击投机倒把罪轻松）。
现在经济学是显学，不管什么货色都敢上来瞎吵吵，我也不能免俗，以一个经济学文盲身份来胡说，博大家一笑。再说这个论坛新开张，也得有点喜庆不是。
再次声明，本人不懂经济学，当年参加反通货膨胀课题纯粹是作为计算工具参与的：数据滤波；回归分析；建模；趋势外推；政策模拟等等。上述乱侃如果有常识错误不可避免。
这个坑我会尽快填满的。
（搬家帖）瞎侃反通货膨胀：1、引子
(2011-7-16 18:23:00)理论上讲，造成货币流动性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基础货币投放量，一是货币乘数。
所谓基础货币包括银行持有的货币(库存现金)、银行外的货币(流通中的现金)以及银行与非银行在货币当局的存款。
其公式为：基础货币=法定准备金+超额准备金+银行系统的库存现金+社会公众手持现金。
货币乘数的定义是：央行创造或缩减一单位的基础货币，能使货币供应量增加或减少的倍数。
按最简单的模型，货币供给量=基础货币*货币乘数。
央行能够完全控制的只有基础货币，能部分影响的有货币乘数（通过调整法定准备金率和其他金融政策），但不能完全控制货币乘数，因而不能精确控制一个经济体系的货币供给。
因为公众的持现行为，商业银行的持现（超额准备金）行为，不完全受央行控制。例如央行投放了基础货币（例如外汇结算；公开市场操作，比如买入国债；或者商业银行再贷款），但是银行对经济形势悲观，或找不到风险低收益高的项目，不愿发放贷款而更愿意持现，这就导致货币乘数缩小，货币乘数缩小到一定程度，超过基础货币增加的效应，货币供给量就会萎缩，即流动性短缺。
央行主要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控制基础货币（例如央票发行），征收银行体系的超额准备金，来影响货币乘数，进而影响货币供应和信贷规模。
货币乘数反映了基础货币的扩张能力，也反映了经济活跃程度，货币乘数的变化对每月新增货币和贷款起着重要的影响。
目前我国的货币发行机制，什么情况下向市场投放货币，数量是怎么确定的，发行结构和发行数量等等，以及CPI加权结构等等都是保密的，这些情况只有很少的人知道，例如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主管副总理，董事会成员等等。（《人民银行法》里面只规定了“人民银行负责人民币的货币发行”，至于怎么发、按什么原则发、发多少、什么时候发，没有明确规定，这是黑匣子，涉及国家金融安全）美联储也一样保密。
所以目前市场上嚷嚷人民币超发的人都是在胡说，如果他真的掌握真实数据，可能国安就要请他喝茶了。
我们现在唯一可以从公开渠道得到的数据只有：M0，M1，M2定点，货币乘数，CPI ，PPI 等等。这些数据不足以判断人民币发行是否超发以及能够计算通胀率。
我国货币的发行，自前任总经理开始，实行西方国家的商业银行货币创造制度，也即就是央行通过再贷款借给商业银行基础货币M，商业银行把这笔钱贷给企业甲，甲企业再把这笔钱存入另一家商业银行乙，乙银行向央行上缴存款保证金r%，余下部分再贷给另一家企业丙，丙把钱存入银行丁，丁再上交保证金r%，余下部分再贷款。。。。。。如此反复进行下去，货币就会变成M/r%，当然这是理论值。（企业会留一部分流动资金，银行也要保留一些头寸，实际多年平均的货币乘数大约在4倍。）
这一段故意有点绕，实际是央行某领导解释相关话题的原话剪辑。
(2011-7-16 18:24:00)
我们都知道，目前流动性泛滥的始作俑者主要是2009年的10万亿天量货币供应。也是目前反通胀的重点对象或者主要理由。那么这些货币是如何构成的呢？
下面是一些实证数据。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二○○X年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相关数据：（大家可以到这个网站去下载http://www.pbc.gov.cn/ ）
我认为2009年货币供应量和新增存贷款的大幅度上升主要是由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上升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目前反通胀最大的压力。
从2009年6月份的央行资产负债表来看，基础货币是123929.74亿元，比5月份增加了1151.83亿元，广义货币乘数为4.5906，比5月份上升了0.1252。
对比一下看看，2008年6月末，货币乘数为3.84，比上年同期低0.73。但是2009年货币乘数开始反弹，1月份上升到3.83，2、3、4、5月分别为4.04、4.2697、4.3493、4.4654。
货币乘数上升反映了市场信心恢复，金融机构愿意增加贷款，投资者也愿意借款。这时正好是房地产开始大跃进时代，而房价上涨和销售扩大，消化了大量流动性，所以货币流量增加并未立即导致明显的CPI走高现象（当然CPI相对与货币流量有6个月左右延迟）。但是虚高的房地产导致银行资产配置严重偏向房地产（包括地方融资平台的房地产一级开发），导致银行风险加大，资产泡沫化增加。
而2009年上半年货币乘数上升主要是由于超额银行准备金率下降 。例如2008年年底银行存款超额准备金率是5.11%，2009年第一季度末下降到2.28%，第二季度末进一步下降到1.55%，整个上半年超额准备金率的下降幅度达到3.56%，推动了货币乘数的上升，促进了银行信贷的增长。
（多说一句：央行控制的就是法定准备金，超额准备金是各家银行为流动性准备的备付性质的资金。（当然有时找不到好项目惜贷也会增加头寸）。央行已经取消了对商业银行备付金比率的要求，将原来的存款准备金率和备付金率合二为一。目前，备付金是指商业银行存在央行的超过存款准备金率的那部分存款，一般称为超额准备金。）
而从央行9月份的资产负债表来看，基础货币比8月份增加了8870.57亿元，是2009年基础货币增加最多的月份。
到9月末，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率开始上升，为2.06%。其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1.80%，股份制商业银行为2.00%，农村信用社为3.96%。超额准备金率上升，货币乘数就下降，货币扩张能力下降。我认为原因是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金融机构早已完成了全年的信贷指标，后几个月商业银行的信贷冲动减弱。
同时去年下半年董事会开始要银监会针对信贷过快增长采取调控措施。
这种控制很快开始见效。央行2009年11月11日公布了10月份的货币和信贷，其中广义货币供应量增加1237.95亿元，人民币贷款增加2530亿元，与前几个月相比，10月份货币供应量和信贷增加幅度较小。
另外根据10月份的央行资产负债表，我国10月份资产项外汇占款增加了2513.97亿元，但负债项央票存量增加647.47亿元，政府存款增加3054.33亿元，其他负债增加3380.97亿元，不仅冲销了外汇占款，而且还收紧了基础货币。
从央行2009年11月份的货币和信贷数据来看，广义货币供应量增加约8000亿元，人民币贷款增加2948亿元，货币和信贷继续上升。但是这只是惯性而已。
实际上2009年10月份至年底，央行已经在公开市场实现了连续3个月的月度净回笼，10月份以来公开市场合计净回笼资金5040亿元。
同时财政部2009年12月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全国财政收入5029.3亿元，其中中央本级收入2734.66亿元，地方本级收入2294.64亿元。因此中央政府存款必然会相应增加，11月份基础货币继续下降。
最后，根据全年财政预算，全国财政部门在2009年12月完成了突击花掉2万亿元的任务，这样12月份中央政府存款大幅度下降，同时银行年底放贷一般谨慎保守，因此2009年12月份的货币乘数也相应下降。结果银监会上报调控见效，直接导致今年货币政策政策的延续：继续控制基础货币，加大货币乘数影响：所以今年采用加息，发行央票和提高准备金等等手段就是可以预知的结果。
顺便说一下：
预计央行很有可能12月份即宣布加息，表明管理层坚定的反通胀决心。同时年内仍有上调0.5%～1.0%准备金率的可能性。
理由如下：
（1）、各家银行根据目前统计局数据外推预测，2010年11月份CPI增长可能达到4.8%（实际上可能高得多，但是可以调整CPI加权结构压制），这一变化已完全背离CPI 的正常季节波动规律，呈现出食品和非食品同涨的态势。通胀压力继续恶化。
（2）、本周，在强烈加息预期下，商业银行为避免未来出现的浮亏，对央票认购热情不高，央票发行跌到了只有几十亿元的地量水平，表明公开市场操作已经丧失流动性管理能力。央行已经没有办法靠技术手段有效控制基础货币。
（3）、目前外汇占款、财政存款等导致央行控制基础货币达标压力巨大，且准备金率已经接近经验极限值，已经不可能再通过提高准备金率来影响货币乘数。
（4）、在11月23日，胡晓炼已经明确表示央行并非像一些市场人士所认为的那样，会受制于中外利差持续拉大加剧热钱流入而不敢持续加息。
（5）、我国利率政策的时滞通常为6～12 个月。由于明年通胀形势严峻，而银行在操作上对客户贷款利率通常按自然年来进行订价，与明年初加息相比，年内加息的政策时滞会大大缩短，能够在明年初就迅速生效。
所以结论是：央行要想恢复其流动性管理功能，控制通胀预期，必须在年底加息。
(2011-7-16 18:25:00)
这个部分不好写得太详细，例如数据和具体可能的措施都不好写，否则会给别人惹麻烦。我只能写点原则和背景，这样内行应该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括号内是我的理解。
1、反通胀是系统性的战斗，不仅包括了经济领域，也包括整个社会领域，所以单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必须多管齐下，协同作战。并充分发挥我国的政治体制优势，行政手段力量强大，并结合法律手段，控制各种风险。
（实际上结合21年前的政治风波来看，中国的通胀问题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经济因素只是一个诱因。
例如88年价格闯关失败，导致原来在计划控制下的物价恢复性增长----例如小麦在闯关前收购价不到2毛钱一斤，不足生产成本60%，闯关后涨到5毛左右。
而同时分配制度没有跟进，大家工资基本维持在计划前水平，例如大学毕业生也就130元----这个数据可能还夸大了。
结果导致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又加上官倒利用价格双轨制大发其财，结果就导致一场政治灾难。价格闯关指挥者黯然下台。
这段历史大家记忆犹新，知道通胀问题非常敏感，处置不当就会导致社会动荡和局面失控。
而单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反通胀，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两类政策都是宏观政策，都必须一刀切，当它们并不能把握和控制微观形势，尤其中国的地区差异又大，一刀切政策后遗症极大，会导致地区的不平衡和怨气。例如紧缩基础货币投放，控制货币乘数，对西部地区可能影响较小，但是对江浙，广东可能就是哀鸿遍野。
所以中国反通胀不让行政手段介入是不可能的，行政手段可以因地制宜，随机应变，随时随地根据地区实际情况调整对策，尽可能减少政策后遗症。）
2、反通胀的基本目标是：必须使宏观经济运行尽可能平稳，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给人民带来福利。
3、反通胀的第一步是必须优先确定政策工具和行政手段的最优顺序。也即“保增长、调结构、防通胀”次序优先的问题。
（但是实际上在实践中，寻求最优顺序是非常难的，因为每项政策和行政命令都利弊相间，且使用的约束条件也不十分清晰，后果也不完全可以预先判定。
事实上，88年到91年反通胀的政策和行政手段都没有找到最优次序。）
4、反通胀必须争取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理解。
（这样就必须充分考虑利益分配机制，在财政政策方面必须有配套的普通民众转移利益的政策和手段，例如系统考虑物价补贴，例如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减少看病支出，例如推进廉租房建设减少房价上涨预期等等。）
5、反通胀必须采用渐进道路，不能搞休克疗法。而且反通胀不能有急功近利思想，不能想毕其功于一役。
（因为市场预期也好，老百姓思想也好，都需要时间来转弯，操之过急会翻车。）
6、反通胀不能导致经济发展速度大幅下滑。
（否则失业将加剧，财政收入大幅减少，财政赤字增加，反而会导致通胀压力更大，宏观经济不稳定，社会不稳定，欲速则不达。所以反通胀实在是在高速开行的汽车上换轮胎。）
7、反通胀中国没有经验可循，时间也不允许大量收集数据来制定方案，所以尽可能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反通胀经验。
（这一次的通胀与88年那一次完全不同，那一次主要是市场改革导致产品价格向真实成本回归，而分配制度改革滞后导致的问题。
这次不但有货币超发导致的结构通胀，也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的输入通胀。以前的经验基本不能使用。）
8、反通胀必须整体设计，分步实施，自上而下，令行禁止。不能政出多门，各自为政。
9、对一些可以判断风险的局部项目，应该敢于率先敢于冒一定风险大胆试行相关政策和行政措施，作为试点，为在全国各领域全面展开积累经验。
10、一些背景信息
（1）、外汇占款
目前我国货币超发主要原因是外汇占款增加。外汇占款增加是我国基础货币的主要来源。
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0月末我国外汇占款达218454亿元（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已经达到70万亿元，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货币供应最多的国家），较上月增加5190亿元，创出30个月来新高。（上一次月度高点在通胀高峰时期2008年4月）。
2010年9月份，我国外汇占款195222.49亿元，基础货币是161320.34亿元，外汇占款是基础货币的1.21倍，外汇占款完全支撑了基础货币的供给。而这其中部分是热钱。
巨量的外汇占款进一步加大了国内货币的投放量，增加了物价持续上涨的压力。
外汇占款激增与物价上涨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例如2008年4月我国月度新增外汇占款创出5251亿元的历史最高，这段时间不但是热钱涌入最为凶猛的时期，也是通胀压力最为猛烈的时期。2008年4月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8.5%。
所以可以想象对冲外汇的相关政策手段会不断增加，同时放宽外汇资金流出途径也是必然的，例如鼓励海外投资，严进宽出：实际上那央企目前都有在海外投资的任务，有的甚至有硬指标。另外鼓励金融机构与居民的对外投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手段也是可以预期的。
此外一直在执行且效果不明显的增加进口政策也必须调整，继续进行资源型物资和战略性物资的储备，改变目前我们买什么涨什么，卖什么什么就跌，甚至已经买不到什么东西的被动局面。
而通过继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来冻结资金也是迫不得已办法，但是这个手段的空间已经不大。
（2）、明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2010年11月胡晓炼强调，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继续引导货币信贷向常态水平回归。
所以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成为明年的政策搭配。
例如继续采用量化紧缩的手段收紧货币信贷，包括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加息等等。
同时为了保证明年经济增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不可能双撤出，在明年可能出现银根紧缩后，财政政策肯定会继续宽松，因为目前赤字占GDP的比重仍控制2．8％左右。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在20%左右。国力可以承受。不过在中国目前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在财政政策的选择上，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不太可能继续投入产业，因为会形成更大的产能过剩，极可能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
2010年11月25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认为明年2011年15%的信贷增速不仅有助于中国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还能减少过剩的流动性。以此推算，2011年信贷目标在6万亿-6.5万亿之间。
但是如果银根太近，会导致资产大幅贬值，尤其是房地产。这就有可能引发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房地产危机以及银行危机。
此外调整中央与地方税收分成比例，让地方有确保物价水平稳定的财力也是必然的。
（3）、行政手段开始干预价格
11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召开督促检查稳定物价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工作动员会，部署组成国务院督查组，赴重点地区开展督促检查工作。
近期国务院发布16条、发改委连续3天4次发文控制价格上涨的调控，收储和拍卖等调控措施，农产品等相关民生价格已经开始回落。
以糖价为例，11月17日，商务部与财政部向市场投放21万吨国储糖后，一路飙升的食糖价格开始掉头向下，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里，从每吨逼近8000元的历史高位，迅速回落到每吨6300元。
为稳定物价，国家各部门已向市场投放国家政策性粮油2550万吨，其中，投放玉米540万吨、小麦1350万吨、稻谷630万吨、菜籽油30万吨。
（4）、CPI权重将调整
目前全国正在进行CPI的基期轮换工作，2011年起中国将采用新的CPI权重。提高在居住、教育文化、医疗、通讯等方面的支出占CPI的权重，食品类比重下降。
(2011-8-13 10:27:00)
(2011-8-13 11:39:00)
其实现在决策层的人对症状和病因都是清楚的，基本就是上面说的这些，能够采用的药的局限性也很清楚（在货币政策捆绑策略下，实际宏观政策调整余地不大，唯一可以安慰的是储备的资源可以抵抗一下），药效不好也很清楚（都是短效控制症状恶化的，没根治的），所以只能硬抗。没什么办法。
(2011-8-13 12:48:00)
忙总好～～，不忙总对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有木有啥消息。好像说，宅基地可以卖给政府，政府做开发？这个好像是敏感问题。加上我们公司有农村的员工。忙总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2011-8-14 11:46:00)
这个问题相当敏感，目前不能做什么评论。我想等几年后，可能会允许说清楚土地流转的来龙去脉的。总之是一地鸡毛。
[十里香] (2011-8-15 21:09:00)
土地流转是对的也是必须的，问题在细节部分：
1.最终土地流转到谁的手里（国家控股粮食生产企业还是外资私有企业）
2.能否比当前的小农方式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当前的小农生产方式效率低下已经威胁到国家的粮食安全，不改不行）
3.流转土地的农民的安置和利益分配问题（作为当前一代或者两代的农民的安置是社会平稳的必要条件）
4.由此粮食控股的央企建立，对于稳定粮食产量和价格，并由此优势掌握控制下游的加工流通环节指日可待，那国家可以找回对粮食流通环节的控制权
如果最终农民能将农地作为股权入股国有控股粮食生产公司这是个比较好的选择，如果落入私有化公司特别是外资的话，那活刮台上的当权者也不为过。
如果政策在能达到上述目的的前提下做出政策倾斜并扶持之，那这种政策是善政，如果背离这个原则，那决策者就是千古罪人。
如果在这个事情上决策者存有肥私的私心，那么其无辜后代无论被谁族灭也是可以理解的
肉食者谋之，我等屁民只能在这里干嚎，哈哈
[然后203] (2011-8-17 11:35:00)
请用数据说话。
为什么不改不行？
中部粮食产区这几年水旱不均情况下亩产是多少？
为什么“粮食控股的央企建立”马上就“指日可待”云云？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工业化进程，和英国工业革命，美国工业化，明治维新，德国两次崛起相比毫不逊色。但是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羊吃人”（工业化人口规模是上述几个国家的总和），用奇迹来形容也是毫不过分的。
这个过程的关键就是城乡二元经济。一旦这个特殊的结构解体，当经济较大幅度波动的时候，带来的社会冲击将是前所未有的，没有哪个政府能够对付得了几千万无业流民，J20+航母都不可能解决。
所以我从2005年开始一直对家乡的父老说的，不管什么情况，即使一亩地一千万来买，都不要卖。土地的产出可能微不足道，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是万不得已情况下几千万农民保命的唯一根本。（生产资料对于劳动者的重要性）
再说，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即使是部分)是几千万人头换来的，想那么简单的拿走，农民不拼命才怪、
[土匪王] (2011-8-18 8:15:00)
关于土地流转这个事，我说两句。
基本上来说，我是支持woshimajia的观点的。
土地流转是将来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社会必然要朝向专业分工的方向发展。土地必然会集中到生产力更高的生产者手中。中国没有发展起来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工业化还不够。中国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说是一个工业化国家，还没有完成工业化。而主要的发达国家都在100年前完成了工业化。
要完成工业化，必然要去农业化。简单的小农经济是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土地流转必然发生。但是，问题也是woshimajia所提到的，症结在城市化和户籍改革。户籍改革的根本就是消除不平等和可自由迁徙。户籍是中国所有不公平里的最大的不公平。周恩来搞的户籍制是权益之计，现在的sb政客们无人敢动。这个户籍制也是不适应于中国工业化的，没有中国的工业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半封建，半买办，半资本，半官僚的社会，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不工业化，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不可能完成的。
[乌贼] (2011-8-18 10:35:00)
工业化，很好听的名字。问题是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可以承受多10多亿工业化人口的资源和市场？你怎么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一定会成功的？美国在外面把油源一掐，内部几千万的游民，你准备怎么办？新民主主义革命很可能就失败了。。没经过几个经济危机周期，看不出来土地流转的好坏的。四川不也是被大量回乡民工弄得很头疼么。。。局部最优最有效率，可不等于整体最优最有效率哦。
户籍制度是防火墙，是一个余量很大的避震器，经济好的时候提供养分，经济差的时候吸收动乱能量。要拆这个避震器，等到中国财政收入不是每年30%高速增长的时候拆比较好，那时候可以看看谁是没穿裤子游泳的，那时候可以看看政府到底背得动背不动多几亿人口的吃喝拉撒的。
[然后203] (2011-8-18 21:15:00)
我当年高中的集市上，就有一块很大的立柱标语：做好改革开放减震器。
体制内还是有明白人，十几年前就看破了这个制度设计的好处。当然坏处是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
这几位朋友的心态我都能理解，我也是这样过来的。父母辛辛苦苦送我上大学的时候，才知道，“农民”在城市里面是用来骂人的。那几年灰暗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
总归一句话，世界上没有什么救世主，男人最后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
想一想中国工业化完成时候的景象，我真的非常害怕，我们国家和个人都没有应付那种局面的经验。在这种状况下，我只是希望保守一点，留一点退路。
中国人几千年没有依靠政府的习惯。中国农民也不习惯手心朝上等救济和施舍。
最害怕的就是基层官吏勾结乡村流氓地痞，宗族势力强行分地，强行征地。
(2011-7-16 18:26:00)
目前网络上普遍认为中国通胀的发动机是货币超发。但是我认为只是一个感性认识，没有足够数据支持。
因为目前我们老百姓得不到相关数据能够计算到底超发多少，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合适的货币数量应该是多少。说60万亿或40万亿合适的理由是什么？有什么依据。美国M2与GDP的比值多年稳定，我们却一直在高速增长，其中理由也没有合理解释。
同时老百姓也得不到CPI权重数据，也就无法计算真实的通胀率。
我们没这些数据，就不可能与央行或统计局讲理。
但是不管如何，目前通胀已经客观存在，央行和统计局已经羞答答的认可（不过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这种极品还是嘴硬：中国没有通胀，只有物价上涨。真绝。他的另外一个著名论断是猪肉贵了，可以吃牛肉。也不知道是谁慧眼识英雄的）
那么按一般概念，中国目前通胀只有两个理由：货币超发和大宗产品输入涨价。
货币超发原因是货币渴望，渴望的动力是发财：
中央政府要发财，要增加财政收入，所以要大量投资；
地方政府要发财，所以要搞大量融资平台搞房地产一级开发；
银行要发财，所以要搞房地产贷款；
央企和大民营企业要发财，所以要搞房地产二级开发；
老百姓想发财或保值增值，所以投机房市和股市。。。。。。
这些原因导致货币需求旺盛，导致货币乘数不断上升，再加上外贸快速扩张，外汇占款不断增加（我国的巨额经常性项目顺差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的投机资本流入，外汇储备不断膨胀，央行就必须不断增加新的人民币货币供给）又加大基础货币投放，结果就是货币超发（抱歉我也只能用这个词，尽管我也说不清楚超发多少）。
而在外汇占款形成成为基础货币重要的投放渠道后，由于外贸顺差不是央行可以决定的，外资流入也不是央行可以控制的，结果央行的货币政策事实上丧失了自主性。所以我们骂央行不控制基础货币投放没道理，是外汇管理体制导致的结果。不是央行不作为。
但是按照我国政治体制，通胀是严防死守的。所以银根紧缩不可避免。（钱少地价就要掉。最近10年，沿海一二线城市地价平均涨价20倍左右，杭州上海等热门的地方超过100倍）
但是收缩银根只能控制增量，放出去的钱马上是收不回来的，回笼货币时间非常漫长，而且我们还必须在保经济增长和调整经济结构前提下回笼货币，相当于央行在绑着镣铐跳舞。
而且紧缩银根的后遗症很大，属于化疗手段：白细胞也会被杀死。估计紧缩银根马上受到打击的就是那种劳动密集型产业，他们的关门，必将导致大量农民工失业，一方面继续增加大批资金退出实业，进入投机产业（因为在产能过剩的条件下，如果紧缩银根，会导致需求下降，同时大宗产品涨价，缺乏议价能力的制造商也很难提高产品价格，所以投资于实体经济很难获得安全稳定的收益），继续增加资产泡沫化趋势，另外一方面导致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银根紧缩对GDP的影响是很大的。例如2008 年上半年我国CPI 涨幅达到7.9%，在上半年从紧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下，8 月份，CPI 同比上涨4.9%，涨幅连续4 个月回落。GDP增长也同时回落，2008年一季度增长10.6%，比2007年第四季度回落0.7%，二季度增长10.1%，比第一季度回落0.5%。
同时大幅紧缩货币供给并提高资本价格，背负巨额债务的地方政府也会因增加的债息不堪重负，烂尾性的基础设施项目与三角债将会导致银行体系危机，并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风险。
所以我的判断：紧缩银根程度有限。
（据说明年中国新增信贷规模预计将缩减至6-7万亿元人民币，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目标可能为16%。）
控制通胀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加息。以使大量居民和企业存款不至于搬家到投机产业，进一步推高资产泡沫，或者参与囤积居奇行业，结果是供需更不平衡，加大通胀压力。
但是同样基于保增长的原因，加息空间有限。
其实反通胀最根本的手段还是要遏制地方政府借钱搞建设，卖地搞建设的冲动，否则通胀的病因是不能根除的。
因为这种全国性的建设冲动，一定增加银行贷款冲动导致货币供应扩张；也一定推高中国大宗商品价格。
而中国目前现实是大量资源性大宗商品必须进口，而以进口就涨价，一涨价就形成输入通胀。只要中国需求一下降，大宗商品价格立即下降（例如2010年8月到10月大宗商品价格一直上涨，当周小川一宣布加息，大宗商品价格就突然突然止涨）。
而压缩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就需要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必须弄清楚为什么地方政府有建设的冲动；然后要搞清楚如何才能控制住这种冲动。
这就涉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安排；责任划分；权力划分；考核制度；政府目标等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但这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我们可以模仿一句名言：打着增长的幌子，多少罪恶隐藏其中。
顺便说一句，国家统计局11月11日的数据显示，10月，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涨幅也有所扩大。10月份，我国PPI同比上涨5.0%，涨幅比9月份扩大0.7个百分点。分类别看，生产资料出厂价格上涨5.8%，生活资料出厂价格上涨2.6%。10月份，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上涨8.1%，涨幅比9月份扩大1.0个百分点。整个1至10月，我国PPI同比上涨5.5%。
由于PPI对CPI有传导作用，6个月以后就会影响CPI，所以明年通胀压力更大。
(2011-7-16 18:35:00)
先声明，这部分数据极为不靠谱，只能当闲聊谈资，你要较真，我就只好逃跑。也不要去跟外管局较真，他们的数据不会给你的。
我早就说过，热钱由于流入通道问题，不管地上还是地下都有流速限制，不可能大摇大摆排山倒海般进来。
同时热钱又是短期逐利的资金，必须选择流动性好的牟利对象，例如股市，汇市，大宗商品期货，房地产高利贷等等。而这些产品或或行业容量有限，不可能无限吸收热钱。
所以从直觉上看，热钱流入规模有限。
那么热钱到底有多少？我们得不到准确信息，只能自己估算。
我们通常用这个公式大致估算热钱：
热钱规模=新增外汇占款―贸易顺差―FDI
（此算法漏掉服务、投资收益等国际收支交易项目,只能说近似）。
据商务部数据,10月贸易顺差和FDI之和为348亿美元。
据央行公布数据,我国10月当月新增外汇占款5190.47亿元人民币。（这是30个月新高）。外汇占款来源包括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FDI),以及其他渠道资本流入的结汇。
这样计算出10月份热钱规模为428亿美元,9月份约为180亿美元。较9月增加1.4倍。（9月份我国外汇占款2895.65亿元）
也就是说目前为止的热钱极大值是10月份的428亿美元（如果把服务、投资收益等国际收支交易项目算进来，热钱规模会减小，只是我们得不到相关数据。而据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称,三季度热钱流入有所恢复,但速度仍较为适中,估计三季度热钱净流入约为160亿美元，明显比我们估计的小。他还宣称此外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在三季度可能创造近300亿美元的收益,而外汇市场上各主要货币的汇率变动带来了近6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增加。）
考虑到央行不断推出的热钱控制措施，例如为缓解热钱压力，央行正努力推进国际板、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据央行门口要饭的老乞丐说已经有5000亿在体外循环）。证监会也在加快批准小QFII（合格境外投资者）事宜。以后热钱规模再大幅上升可能性不大。
假定2011年每月热钱平均值就是428亿，那么热钱到底在中国停留多久就是问题。
由于热钱定义本身就是：境外流入的投机性短期资金。它的停留期较短，否则就不是热钱，而是资本投资了。
那么热钱到底在中国停留多长时间？我们得不到精确数据，不过据在外管局门口要饭的老乞丐说：加权平均不超过6个月。基于这位老大的资历和精力，我决定相信，精英往往来自民间嘛。
这样计算，热钱全年占用人民币头寸大约在428*6*6.3=16178.4亿。按照一般惯例，会发行央行票据部分冻结这部分人民币。
（10月中旬以来,央行开始加大管理流动性力度，10月18日至11月14日的四周内,央行在公开市场操作中累计净回笼资金1535亿元。11月,央行两次上调准备金率,冻结资金达6000亿元。实际上调准备金率就是为了对冲巨额外汇占款。）
按照多年平均数据，央票回收冻结30%，那么还有11324亿可能成为基础货币，按照多年货币乘数3.8--4.5的情况，加上2011年稳健货币政策，我们取货币乘数为4倍，那么热钱极限最大将创造出4.5万亿左右广义货币。
而据说2011年中国新增信贷规模预计为6-7万亿元人民币，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目标可能为16%。
以2010年70万亿M2存量计算，2011年M2增量为11.2万亿，完全可以消化热钱创造出来的货币。
所以热钱不会给中国带来世界末日。但是热钱会带来明显的经济损失。
热钱导致的损失一是是央行不但没有铸币税，还要倒付央票利息。二是人民币升值导致的汇差损失。
这两块损失加起来一般就是热钱的收益。（估计热钱收益率仅仅这两块就在在4%到6%之间，如果再加上热钱操作股市，汇市，期货市场，房地产高利贷的收益，收益率在20%以上也不稀奇）。
顺便说一句，12月3日住建部发出《关于报送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任务的通知》，明确提出，2011年计划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任务是1000万套，这相比2010年新增420万套，且公共租赁房将占主要部增长72.4%，以此计算，2011年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或将达1.4万亿元人民币。这是个好信号。可参看我的另外两个帖子。
政策解读：控制房价就是一场金融阻击战
乱侃到此为止，献丑，献丑。（完）
2010-12-03
(2011-8-4 9:37:00)
忙总投了玉，我也来抛块砖。曾经看过一个券商分析师的报告，观点是这样的，首先近年通货膨胀的抬头一部分来源于农产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很容易证明，用CPI曲线和一篮子农产品价格比较，明显看出从93到03年两条曲线小幅上扬，拟合程度很高，但从03年开始农产品价格甩开CPI急剧拉升。第二，农产品的价格的提升是由于劳动力价格的迅速提高，把常用农产品的价格累计涨幅对生产他们所用劳动力做回归，发现很相关，r2=0.68。 再看我国劳动力价格，农民没数据所以用民工收入代替，假设是说种地不挣钱就可以去打工，所以也说的通。发现民工工资拐点也在03年， 这就和刘易斯理论相符，即GDP发展到一定程度劳动力价格会迅速提高。瞎想及疑问：同样情况在其他领域也应该存在，提高农业或工业自动化是否有利于控制产品价格从而控制通胀？这是不是产业升级的一部分？是否有可操作性因为会影响就业？
(2011-8-4 11:54:00)
你的观察是对的，事实就是这样。内部也认可。
不过产业升级与就业形势无关，产业升级主要是想寻找下一个10年倍增的路径。
(2011-8-4 13:22:00)
忙总您的意思是不是产业升级与通胀形势无关？
象传统制造业产业升级应该会对就业产生不小的影响吧。富士康要在三年内引进100万台机器人，那么多从事劳动密集性工作的工人就业如何解决？
(2011-8-4 16:21:00)
根据美国走出滞胀的经验，我们要预防或者走出滞胀的主要手段也是产业升级，国家实力想上一个台阶也靠产业升级，这是战略性动作。短期就业是战术目标，不是这种战略行动要考虑的。
当然对以后就业压力也有评估，认为是逐步降低，所以这个压力基本不在考虑范畴内。
(2011-8-5 1:45:00)
能否这样理解：一方面通过产业升级可以提高制造业水平，这样以前出口袜子以后可以出口汽车轮船，向德国日本靠拢，这是以出口来拉动脱离滞涨。另一方面通过发展自动化如制造机械加工机器人或大型农业机械提高国内机械化水平以提高国内劳动生产率，降低人工成本，降低价格。由于大规模制造业都集中在中国，这方面的产品主要是内部消化，通过降低价格降低通胀，拉动经济增长。这样围绕产业升级就引出个短期方向问题，长期肯定是都要抓，提高生产率也会促进出口，但短期是以应该以出口升级为主导还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导？这就好比一个企业，产品滞销，要投产新产品，但配套设施和内部管理成本很高，是选择先上了新产品再说还是应该先改善管理，解决配套设施的自给？
(2011-8-5 15:28:00)
目前还是因地制宜，各显神通，能够怎么干，就怎么干。总的来说还是技术导向，产品先导。举例来讲，四代机发动机技术突破，样机出来，但是要批量生产，实现质量稳定，一致性；成本控制和产能优化，就得重新建立新的管理流程和运营平台。只有有了技术突破，才可能讲到管理升级。
设备是能买则买，买不到山寨，山寨不成，攻关，攻关不成，自我原创。歼10就是例子。
(2011-8-5 1:50:00)
忙总，过去三十年我们出口导向的经济干掉了东南亚，现在我们谈产业升级，那下一个牺牲品是台湾，韩国甚至小日本？还有就是这次产业升级还是从广东搞起，比如说腾笼换鸟？还有，我们产业升级的技术储备够吗？
(2011-8-5 15:23:00)
你错了，我们产业升级直接瞄准的是欧洲制造业。
广东不在产业升级版图内，他的基础太差。产业升级基本靠国企驱动，广东没什么像样的国企。
储备肯定是不够的，现在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能买则买，买不到就山寨，山寨不到就攻关，攻不下来，就原创。
[香辣蟹] (2011-8-5 15:50:00)
请问忙总升级版图大概是哪里呢？
京津沪，川陕渝，外加鲁豫鄂？
(2011-8-5 16:05:00)
长三角产业群是主要地方，环渤海产业群是次要地方，东北装备制造产业，其他就是单个项目或企业。
(2011-8-5 16:10:00)
补充一下：重庆地区、还有武汉经济圈也有国有工业基础的，他俩辐射西部的
(2011-8-5 16:23:00)
重庆没听说，武汉不了解。
(2011-8-5 17:32:00)
这太让人吃惊了，看来我太保守了。如果以欧洲为直接目标，那这波产业升级完成后中国的制造业基本上天下无敌了。看来中国还要埋头苦干20年，搞垮欧洲后2030年左右基本上就独孤求败了。
(2011-8-5 21:42:00)
现在最紧张和最嫉妒的都是德国鬼子。我们正在慢慢的一步步往上追。
(2011-8-5 22:02:00)
clone7803 提到: 这太让人吃惊了，看来我太保守了。如果以欧洲为直接目标，那这波产业升级完成后中国的制造业基本上天下无敌了。看来中国还要埋头苦干20年，搞垮欧洲后2030年左右基本?上就独孤求败了。
其实对中国高新产业布局有所了解的话，我们产业升级以欧洲为目标就不会吃惊。
几点原因：
1.欧洲除了德国，英国、法国、荷兰、以及北欧等国也有一定实力。不要以为伦敦金融街、巴黎奢侈品就代表了英法产业的全部。
2.欧洲过去几十年的技术积累，家底还在。只不过由于成本高,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不如美日有竞争力。以英国为例，其国内高新制造业由于金融业高度发达面临缺乏合格的工程师、办公租金高昂，加上高福利政策而造成竞争力不足。不过能支撑到现在的企业往往有独门绝技。
3.由于中国市场的规模大，给了欧洲不少中小高新企业一些机会。这些企业大多被GE等公司挤出了欧美主流市场，现在中国市场是他们的唯一。金融危机以后，这种情况更甚。所以中国应该抓住机遇，以市场换技术，实现产业升级是可行的。
(2011-8-5 22:07:00)
现在我们是能买就买（技术），不能买就山寨（机床行业最典型，从低端数控开始，慢慢向中高端过度，通吃），实在山寨不了，就用样机反汇编（专有名词叫攻关），攻关也搞不定，就原创（万门程控交换机就是这种产物），总之是从低到高，一步一步蚕食。
(2011-8-6 16:00:00)
呵呵。4年前我在德国Tuebingen大学求学，某日突然一德国人按门铃，然后说了要做个问卷调查（德国人经常搞调查，大学里尤其如此，特别是那些学社会学的）。我一看，上面写的都是些关于德国经济的问题，有一栏问的是：你觉得目前的高失业率应归结于 A，政府的经济政策问题 B，来自中国的竞争 C，。。。当时觉得很诧异，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威胁到你们啊，怎么你们现在就开始喊狼来了？现在看来我是脱离社会了，我们应该很久前就开始威胁到欧洲了。顺便提一句，Tuebingen旁边就是斯图加特，德国的机械制造中心，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春江水暖鸭先知”把。
(2011-8-6 20:08:00)
看来你不是搞制造业的，目前在精密制造，精细化工这些德国制造业的皇冠行业，威胁最大的就是来自中国价廉物美的产品（虽然可靠性还不足，寿命还不足，但是实在便宜）。
(2011-8-7 0:55:00)
我做的是生物学基础理论研究，业余对经济学感兴趣。忙总，请问你估计这次产业升级要花多少时间，其实就是问我们的制造业达到或超过欧洲水平要多长时间？
(2011-8-7 10:22:00)
我们规划是用30年时间制造业整体水平赶上先进水平。所以应该在2040年。
(2011-8-7 13:15:00)
这基本就是小平同志三步走战略的最后一步了呀。
(2011-8-7 17:31:00)
我想制定规划的人没考虑什么三步走，只考虑可行性。
[八度春秋] (2011-8-9 19:32:00)
哪么持续性会怎样呢？30年要有大于等于3次界换的，会不会人亡X息呢？
驱动力又在哪里呢？还是钱吗？
(2011-8-9 22:25:00)
我想还是主要靠大家。例如现在这批热衷于产业升级的，都是有一种成就感在里面作为驱动。
去年去看四代机的发动机，一大帮年龄与我相当的，相当多都有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诸如此类的职业病，但是仍然激情满怀，10年内要实现大规模量产。他们不全是为了钱，主要还是为了过瘾，成就感。其他项目也都类似。目前领军人物都在45岁到55岁之间，正是要成就感的时候。以后会一代代前仆后继的。因为现在项目的梯队建设很好。在有的大项目中，我既看到科大78，79，80级的大校，也看到科大90级，91级的中校，最年轻的是科大刚毕业的中尉。
[豆子星] (2011-8-9 23:13:00)
在外企总感觉就是是在单纯地出卖劳力和智慧，就像一个雇佣兵，做事很职业但是不会给你卖死命，也没法卖死命。
我的困惑在于接触到的国家大单位（我是做网络通信服务的，就是通信网络大集成）做事都比较呆板，而且论资排辈的现象很严重，在里面基本上是要从一而终否则没法出头捞大事情做的，请问忙总是如何看待做事情先求过瘾的，只要机会好能学本事，不给钱也去吗? ^_^。我们这些后辈小子毕竟能力境界都有限，窃希望把做事情过瘾和比较好的经济收益结合起来，当然如果做排列，我会把做事情过瘾放在优先地位。
(2011-8-10 13:51:00)
我只能讲讲我当年选择的经验，由于时过境迁，不一定适合今天环境了。
我干的第一个活是去新疆，参加塔里木油田规划，没考虑钱，也没考虑为国贡献，更没考虑对自己有什么升级帮助，就是没去过新疆，想看看大沙漠，先看看异域风情，想看看高鼻子的少数民族妹妹。
去三峡搞移民，也是这种想法，可以免费旅游，可以到处乱窜。
我没想过为国家要做什么贡献，也没想过要赚大钱。就是觉得比较爽，过瘾而已。
至今我选择项目的标准仍然是：过不过瘾？难不难？钱多少不是考虑因素。当然钱越多越好了。
[余木然] (2011-10-20 23:26:00)
请教一下忙总，广东经济未来会怎么样？国家是怎么给它定位的？
因为毕业以后可能去广东，所以特别关心这个，我担心去了正好是它衰落的时候，去了喝西北风啊，我不是学理工的，文科的，想混个传媒文化之类的单位。以前在广州混过，本科的同学也多，广东离我家福建也近，所以比较中意这个地方。
长三角没去过，没根基，所以没打算去那里。
以前读本科的时候就觉得长三角肯定比珠三角有前途，对广东当地人的感觉是目光比较短浅，小富即安，没什么大追求，可能是文化底蕴的问题。不过广东人有一个好处就是不排外，不歧视外地人。
(2011-10-21 18:21:00)
你去打工混饭与国家给他定位没关系，有机会就去。
[余木然] (2011-10-21 20:00:00)
嗯，好的。
不过还是很好奇，长三角东北和环渤海都是未来产业升级的重点。
广东以后靠什么混呢？
(2011-10-21 20:14:00)
广东不想中央管，中央就不管。
抗战时期有句名言：川人从未负国，国人必不负川。
哪有赚钱时自娱自乐，没钱时就想起中央这种好事情。既然喊得出自顾自，就应该勇敢的继续走下去。
广东申请泛珠三角9+2政策支持时，就以为自己能够行，不需要外力帮助。所以他可能真的能行也说不定。
[余木然] (2011-10-21 20:42:00)
忙总回复真是神速，多谢多谢！！
听忙总这么一说有点明白了。
广东以前光顾自己了，没有大局观，现在到了产业升级的时候，就很难让上面照顾它了。
而且广东有点想单打独斗的意思，想要像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一样靠自己闯出一条新路，不想中央管这管那（我想可能和广东改开时候的历史记忆有关）。
可是产业升级需要依靠央企这样的超级企业去和国外大企业搏斗，需要国家的科研系统的配合，或者自己创新，这些都不是广东的长项。如果它想靠自己以前的老招数，靠引进高科技的外国企业来进行产业升级，那么前景将是比较暗淡的。
(2011-10-22 22:24:00)
我跟广东打过交道，他们对中央是心存戒心的。不管干什么，都会自己防备，所以央企在广东很难站住脚。
[水煮小猫脸] (2011-10-23 2:11:00)
我籍贯南方系打倒广东佬！解放珠三角！我得好好琢磨一下，咋把广东我那些富老乡的钱骗到我的口袋里才行，这是必须的
(2011-10-23 11:56:00)
那你别做梦了，人家说广东人只有赌博和泡妞舍得花钱。
[余木然] (2011-10-24 10:48:00)
哦，这是为什么？
中央又不会害它。
这两天网络问题，今天才能上丰言
(2011-10-24 11:05:00)
广东喜欢吃独食，不愿意别人分一杯羹。
(2012-1-26 19:18:00)
是不是说别的地方产业升级靠央企和政策，广东的升级不靠央企，要走自己的路？
(2012-1-27 12:18:00)
不是，别的地方也不完全靠央企，只是不排斥，广东排斥。
[种植园土] (2011-8-5 8:45:00)
美国股市今天大跌。道指跌512点，4.31%，2008年以来最惨，离QE3越来越近了。
(2011-8-5 15:20:00)
祸福相依，从战略上来看，美国不振可以减少我们战略压力，获得喘息空间；但从战术层面来看，我们又要被剪羊毛了。也许就是事情的两面性。要来的都得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抹月茶] (2011-8-13 21:01:00)
产业升级就必然要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不然大家都不愿研发。但忙总也说了，有些技术还是需要山寨。这个矛盾如何解决？难道研发也是主要依靠国家队？民兵们就是在后面插空检漏、查余补缺？
(2011-8-14 12:10:00)
去年我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把国家队，甚至总装备部下属的研究技术转移到制造业，使其能够民用化和大规模生产化（军品都是精雕细琢的小规模）。民兵们只需要完成规模化生产需要的配套即可。这是中国特色的技术转移。
(2011-8-16 11:21:00)
从中试到大试，这是最困难的转化，世界都缺此种人才，忙总厉害！
(2011-8-16 12:34:00)
我只是一个流程顾问之一，中国人才济济，不可小看，只是大家平时都不显山不露水。
(2011-8-17 8:47:00)
我自己有幸亲历过几次从小试，中试到产业化的过程：
包括国内文革中全面恢复生产时，从一个实验室里诞生的个人课题转化为整个厂的经营大转向，还有一个是把外面的一个设计院的科研项目在自己的厂里实现全套的设备和工艺升级，那两个后来都得过国家级别的奖。
到国外后，拜老天所赐，歪打正着的专业转向后，又让自己有幸亲历了本行业的一个出世已数十年的老技术（因为某些“瓶颈”没有突破而无法广泛应用）的脱胎新生的过程。
教训很多很大，但也收获非浅，挂一漏万地乱涂几句：
1。形象描绘的话：
就是一个TG从拚死拼活打天下，到转化为“坐天下”搞民生后，能否真正“活命”的微型显现。
2。纵向和横向都要在思想，组织。。。等等方面进行大改革：
从上游的原材料等供应链的重组和控制，到下游的市场，公关，宣传洗脑等的有关新的部署的配套。还有集团的内部的与其适应的人力，财力，物力等的重新分配调整等。特别是人的思想和习惯的重建等等。。。会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那怕是再小的，也都会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无法偷懒取巧的活儿）
3。一定要做好“持久战”，“拉锯战”“，“超限战”等的思想准备：
忙总曾准确地谈过“项目管理”到“过程管理”的转化，我的个人体会是，“中试到产业化的过程”比那个更大更广更复杂，南辕北辙，半途而废，功亏一篑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2011-8-17 16:36:00)
老哥说得对，大规模量产这个问题难度不比研发原型机难度小，而且可以参照的东西更少。
军方产品特点是小批量，精雕细琢，不计成本。所以技术指标容易达到。实际上很多军品生产线在我看来连作坊标准都达不到。基本是现代版的床板生产，虽然设备先进，但都不是可以量产的设备。
更别说量产需要的流程控制和工艺控制，几乎是空白。
实际上连生产流程文件都得全部重新编制，工艺文件也得重新设计，作业指导书也得重新编。美国人把同样的军品技术扩散到民品上，也花了10年左右时间。
(2011-8-18 8:39:00)
对不起，误发了个“空白”回复”，再重发一次：
产业升级后大规模量产面对的首先是极其复杂和令人头疼的“人”的问题，不说处理那些有权有势有技术的管理队伍了，就举些下层人员的例子：
1。机修装备的技术“尖子”要转换身份，从研制，调试，安装，修正等那些有挑战有兴趣的角色，变成为他人做嫁衣的附属的维护和被别人差来差去的服务式的角色。这就像把习惯了冲锋陷阵的“老虎连”遣到高原边疆的角落里去“站岗放哨”。我遇到过的，不能熬过适应期的最严重的例子，是成心地搞“越修越坏”以显示和保留他的地位。
2。R&D的许多人员会从炙手可热的大热门变成无人想要的“大冷灶”，心理上的落差会自然而然地带来工作上的落差，还给管理带来了定级定岗定酬的难题。
3。原来的操作工都要完全地进行重评估重培训重上岗的程序，那又是一个动了人家的“奶酪”的苦差事。。。。。。。。
总而言之，开始时都会是：怨的比喜的多，哭的比笑的多，反的比顺的多。。。。整个儿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当然，最后的结果还会是皆大欢喜。但是，那些“饭碗被砸的”和“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大把子人众，可能是熬不到那一天的。
下一个三十年，这样的大戏会再现，但还是比搞“房地产”的泡沫要靠谱的多了。
还有那些不止不休地面对“瓶颈”的转移等等问题，有空再涂吧。
(2011-8-18 10:42:00)
这一次好一点，是从一个单位把技术转移到多个单位，相当于在这些单位引进新产品或新工艺或新技术。就像以前生产黑白显像管的改为生产彩色显像管。而这个彩色显象管的生产技术只在军品上小量生产过，其工艺流程和技术没有经过大规模生产验证。而黑白管生产的工艺流程和生产组织也不适应。需要创造一个适应大规模生产彩色显象管的生产组织，生产环境和工艺流程。
[秋天蚂蚁] (2011-8-17 23:47:00)
忙总做的项目是一大批还是一大个？难怪您曾经说过，如果现在重新选择，会选择技术转移或者海外资源开发。
其实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也有一段时间喊着“军转民”的口号，搞的很凶。像洪都摩托、长岭冰箱之类的，当时还在电视上广为宣传，但是后来也不过寥寥。
这次您做的项目与以前的“军转民”有什么不同么？很感兴趣。因为如果能汇集一大批像您这样的专家来做 ，那这个应该是国家意志吧，绝对是大手笔。
挑点儿方便说的，介绍介绍。密级高不？是不是我们只能以后在新闻上看到？
(2011-8-18 11:12:00)
技术来源是一个，行业包括材料，电子，机械，激光等等。转移技术是一对N，包括新工艺，新技术，新设计，新材料等等。
现在军转民有点象美国波音把宇航技术转移到民品上，GE把武器平台技术转移到民品上。与以前为了混饭吃而贱卖劳力和材料的“老邓版的军转民”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如果说那是乡镇企业水平，现在就是央企水平。
[不懂中] (2011-8-12 13:57:00)
弱弱的问一句，忙总，现在农产品快速涨价的根源到底在哪里？是真正的成本上升了？例如：农药的使用，化肥的使用，还是物流环节等费用的上升？还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又会扯出一大片问题出来？还是国际炒家现在越来越会玩？因为个人感觉，最近这次物价涨得这么厉害，感觉始终没明白根本原因在哪？
(2011-8-12 17:38:00)
原因非常复杂，因为各种农产品涨价的主要原因是不同的，例如蔬菜跟猪肉就不是一个原因。蔬菜是物流环节的拿吃卡要，雁过拔毛；而猪肉是政策调整失误或延迟导致的成本大幅上升。
国家决策部门是知道原因的，只是没什么办法。
[然后203] (2011-8-17 12:55:00)
忙总这话有些绝对了，应该说，在现有体制框架下没有办法。
看毛选看到毛委员提醒大家注意经济问题，避免商人剥削的文章，就知道类似问题其实不会是无解，只是在现有框架下，为了保证“既得利益位置”，很多事情不能做，不愿意做。
比如蔬菜，企业可以与对口农庄建立协议。
武钢在1980年代想到我高中所在地（汉江边上，水土极佳）的镇上建立蔬菜基地，可惜当年实在太穷，解决不了建蔬菜大棚的资金，才作罢。
这个思路其实可以推广开去。
(2011-8-17 16:44:00)
你看来没干过这种事情，在想当然。我干过，我在某连锁超市集团时，与海南某县签过合作协议，结果成本高于在新发地采购。你不知道雁过拔毛的道理吗？
专业化分工是趋势，违反这个趋势都是找死。
(2011-8-17 16:52:00)
对专业化分工这个最近感觉比较强烈，就是公司把除了招聘和薪资以外的其他人力资源工作全部外包。
行政部在去年外包了一部分的基础上，今年全部外包了。
(2011-8-17 16:59:00)
现在有的跨国公司连财务都外包给普华永道这样的机构了，只有一个战略部门是自己的。
[西行漫记] (2011-8-18 3:27:00)
去年回国,电视里报道上海有一家数据服务公司承揽外国公司的工资报表等业务.于是想到我们公司就是这样把很多繁琐的职能部门外包出去.
人事部:只用一个经理和若个干事,工资单之类的事情全部委托给第三方公司(北美的ADP).而ADP可能进一步分包给中国或者印度的服务公司.
偷得浮生半日闲，
峰回路转现丰言。
(2011-8-18 10:47:00)
现在国内很多公司连人事部门都没有了，培训招聘等等外包，甚至员工都是派入的。稽核业绩考评也外包了。
[然后203] (2011-8-17 17:45:00)
和县里签协议?
我了解的武钢当年直接到村里收购，绕过所有中间环节。
一个县级市敢掐武钢的脖子？拔武钢的毛？
老毛当年根据地建设也提倡打破商人剥削。当然，人家那是革命。
(2011-8-17 18:02:00)
当然是跟农民合作社。菜椒地里收购价0.8，到超市成本价3.5打不住。从广西开始，一路敲诈勒索。我不相信武钢有胆量和本事搞全副武装押运。武钢算什么，湖北省算什么，北京市算什么，在拦路的雁过拔毛大军前，都是渣。
[乌贼] (2011-8-17 18:11:00)
我是理解出问题了么?这似乎在说在雁过拔毛面前,专业化分工就是渣啊?
(2011-8-17 18:20:00)
专业长途贩运公司一个是大规模超载，节省物流成本；二是长期与雁过拔毛队伍打交道，养活他们，形成一种批发价机制和共生关系（实际上这些雁过拔毛队导致非专业贩运公司进入有竞争门槛，成为他们事实上的看门狗），所以他们成本低，效率高。我想他们甚至可以采取月结或刷卡机制。而雁过拔毛队伍既有地方政府利益，也有地方官员群体利益，也有黑社会利益，交织在一起，根本无法打击。谁见过自己把自己阉割的。
其实要想知道厉害，到海南买一车水果，自己开车运到北京，就什么都明白了。
(2011-8-17 18:26:00)
现在这架势，有点清末各地狂收厘金的意思，这可是地方上很好的财路，谁敢断人财路，那人家可是要拼命的。
印象最深的早年央视报道的山西路政乱收费：
“罚多少钱?“
"100"
”少罚点吧！“
”200“
(2011-8-18 15:20:00)
罚款现在都有红头文件包装了：超载是最常见的；还有危险品检查，一车芒果或香蕉让你卸车，基本上也就报销了，所以只能交钱过关。
[乌贼] (2011-8-17 19:01:00)
原来说的是这个.不过我觉得用这个来说明专业分工还是有些不妥当的.这只能说明我们能够利用的运力资源太少,资源稀缺的寻租差不多,其实是阻碍专业分工的.我这边有货从兰州到天津,就经常拿不到火车车皮,气运费用要高一倍多.所以我对高铁大跃进其实是有期望的.
(2011-8-18 15:38:00)
据发改委前年数据，现在我们高速公路空车率在36%左右。
[土匪王] (2011-8-18 8:02:00)
这不同，武钢想搞的蔬菜基地在汉水边，离武钢是非常近的。开车可能不要一个白天。你在海南搞的水果基地，运到北京，还要过海，自然被雁过拔毛了。其实走海运说不定更便宜，还没用各地的关卡。
各市，各地，建立自己的蔬菜基地，大型超市，大型餐饮集团建立自己的蔬菜基地应该是趋势。
比如说，北京在昌河建蔬菜基地。上海在青浦建蔬菜基地，武汉在新洲建蔬菜基地，这些应该都是可行的。
(2011-8-18 10:45:00)
又是一个想当然的，能够在北京建基地我有病跑到海南来让人家拔毛？
你到北京建个基地看看？当然TG中央办公厅或国管局能够做得到。
[土匪王] (2011-8-18 20:39:00)
哈哈，彼此彼此，你也是个想当然。
你在北京搞不到地，就以为武钢在汉水边搞不到地。事实上，那个帖子里，武钢已经在汉水边搞到地了，只是因为没有买大棚的钱而作罢。而现在武钢要在武汉周边搞到地还是很容易的。现在武汉周边抛荒的地还是一片一片的。再说武钢当年是有扶贫对象的，到扶贫对象哪里搞块地，安排当地的农民来种植，给个户口什么的，不知道多少人要来排队呢。
不说这些了。各地政府真的要整治菜价，在各地郊区搞块地，开辟种菜直供当地，还是有可能的。我就不相信，北京市政府在昌河或者顺义搞不到一块地，何况还是对北京市和郊区人民都有利的事。我也不信上海市动不了青浦区，重庆市动不了荣昌县，铜梁县的。
你私人在北京郊区搞不到地，那是没有办法的事。
(2011-8-18 21:18:00)
王岐山当北京市长时，利用在海南当过省委书记便利，就是要求海南给他建菜篮子基地。原因我想不言自明：北京玩不转。
(2011-8-19 17:01:00)
继续撑美国？
(2011-8-19 19:15:00)
欧元体系可能解体，除了美元，我们外汇储备无处可去。
(2011-8-19 20:09:00)
这个问题一直也是我很担心的问题，欧盟是我们第一大出口地，如果欧元体系解体，对我们冲击也不会小，希望还是能多坚持一阵，吸引一下美国火力。
(2011-8-19 22:11:00)
现在一直在试图让他们自己能够支持下去，例如支持希腊，西班牙，马上的意大利都是这个目的，欧元完蛋了，美国人就要打我们主意了，这是一群穷疯的疯狗。
[西行漫记] (2011-8-20 6:11:00)
过去看老井和葡萄的贴子中提到美国的首要敌人(对手),感觉他们说的不是中国,现在看帝国主义减羊毛不分阵营,不分姓资姓社,只要个头够大,能填饱肚子,先活下来就行.
多砸点钱到欧洲以增加美国的成本,尽量拖延欧美之间的角斗好让我们有一刻喘息的机会.
偷得浮生半日闲，
峰回路转现丰言。
(2011-8-20 13:35:00)
美国一直视欧元是威胁自己美元地位的第一敌人，所以每次欧元一有起色，就搞事，当年克林顿打科索沃战争就是遏制资金流向欧元区。
[踏翅2] (2011-8-20 22:06:00)
那这次利比亚怎么是欧洲自己把事儿挑起来了，是想把美国拖下水？
(2011-8-21 17:26:00)
从现在披露资料来看，美国利用了欧洲人的焦虑和贪婪，算得上顺水推舟，甚至是请君入瓮。我们不过是配合而已（我们也有自己的利益考虑）。
(2011-8-21 9:09:00)
欧洲人可能不愿意长期耗下去，他们未必有那个韧性。也许他们会壮士断臂，一溃千里，干脆崩溃到底，让美国转移目标。
(2011-8-21 17:14:00)
参看中国或者美国的统一，没有强力人物领导的血与火的洗礼的战争，想统一多民族，多文化，都是梦想。
欧元出问题，表面是各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差异，实际是文化差异。
[用户甲] (2011-8-21 19:30:00)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欧元的问题是需要元首再世，忙总的意思挑明了是欧元要解体啊
(2011-8-22 12:43:00)
不是，这只是国内某一派的观点，他们一直认为欧元的政治基础不牢固，前景堪忧。
(2011-8-21 21:44:00)
各国都有自己的小算盘，都想受益不愿付出，这倒是象我国的诸侯经济，只不过我们还有一个强势的集权政府。
(2011-8-22 12:20:00)
趋利避害是人的动物本能，落井下石是国家之间游戏规则。
[明德] (2012-1-25 18:27:00)
今天下午就看到一个技术扩散、产业升级的例子
本地的一个机械厂，以前是小军工，改制了，又重新开始做军工项目。去年申请到科工局无应力精确装配项目，和北航合作，先做实验室产品，然后供应航空口，再去给航天系统推销。科工局出钱，商飞提供山寨原型，北航出技术仿制，他们生产。132厂的第三条线估计就要上他们的产品了。
商飞的用途比我原来预想的大。
(2012-1-26 13:27:00)
其实现在军工技术扩展很快，他们一旦某种技术或工艺成熟，就会主动寻找转移对象。
[杨十三] (2011-8-18 21:27:00)
是啊，农民手中的这点地真是最后一道保命线啊。谁要是真敢动它，不管说得多漂亮，那过不了多久，就真会大家都不好过啊。小灾进城，大灾下乡啊。
(2011-8-18 21:29:00)
这个我想应该有共识，当年董事长都推不动的事情，肯定是有原因的：抵抗是从上到下的，官员也不都是白眼狼，昧良心的。
[然后203] (2011-8-18 21:57:00)
基层真不好说。2005年农业税一取消，我就跟家里写信，要注意村里有人可能要动地。
这些人几十年在外面做生意（也有做流氓的），村里的提留，集体劳工一份不出，还趁村里修路放了几十万高利贷。这个时候来劲了，勾结镇上的干部向上级申请“**试点”，其实就是重新分地。
父亲年轻时候帮过不少人，但是老年农民的面子哪里抵得上票子哦。
春节回家时候，借着酒劲我放了狠话：再动我家的地，我就配一百斤黑火，轰了**的房子。
(2011-8-19 18:59:00)
其实限制土地流转，就一条政策足够：离城市中心百公里之内的土地流转，流转方必须解决土地相关农民就业和住房。否则不给指标。一百公里以外，按正常流转程序：只能用作农业集约化经营，不准盖房子，盖房子随时没收。
(2011-8-19 2:30:00)
推动土地私有化流转这个目前制度不行，户籍给卡住是其一， 这么高的房价，就流转土地卖的那点钱，不知道能不能到城市买个厕所，基层官员执行力也有问题。
我们老家宅基地开始办证，好像要发证了，不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
个人在来自农村，对农村的了解加上既得利益者对土地的贪婪，农村土地以后流转不可避免，不管谁上台，号称左派的薄熙来还搞那么垃圾的土地流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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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忙总上次民工荒问题，自己亲自调查后写的帖子，客观揭开事情真相。
希望国务院对农民（农村和农民工）做一次全方位调查，帮农民解决急迫问题，做好发展规划，对中国发展和稳定起巨大作用。
(2011-8-19 21:34:00)
三农问题的调查报告和土地流转调查报告已经很多了，而且层级很高，陈锡文都亲自参与，但是很难解决。我想需要亲自去看看陈锡文的书就明白了。
(2011-8-22 3:57:00)
陈锡文：当前我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2008年02月20日14:36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人民网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三农”工作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近几年，中央更是明显加大了“三农”工作的力度，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重中之重”、“多予少取放活”、“两个趋向”以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等一系列重要方针，实行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支持“三农”政策措施。
例如：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出台了“两减免、三补贴”政策，农民直接受益451亿元；2005年中央对农民“两减三免”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在2004年基础上又增加了251．4亿元。在这些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推动下，最近两年，我国的农业、农村经济形势出现了进一步好转，突出反映在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上。2004年，粮食总产量达到9389亿斤，比2003年增加755亿斤，增产量为有史以来最高。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3年增加314元，达到2936元，增长6.8％，是1997年以来的最高增幅。2005年的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保持着继续增长的良好态势，全年粮食总产预计可达到9680亿斤，比2004年又增加291亿斤；农民人均纯收入预计将达到3250元，又比2004年增加314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左右。
尽管如此，我国的“三农”工作形势依然很严峻，将长期面临五个突出问题。
一、钱：农民的收入增长问题
1.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重大的社会问题。
从1997年到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幅已连续7年没有一年超过5％，最高的年份增长4.8％，最低的只增长2.1％。年均增长4％。仅相当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幅度的一半。2004，在“两减免三补贴”等惠农政策的作用下，加上气候条件好和粮价回升，农民收入增幅达到了6．8％。但从2005年的情况看，有些增收因素就很难再继续发挥作用。总体上看，在正常年景下，农民能保持人均纯收入每年增长5％就相当不错。但这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就会继续扩大。1978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为133.6元，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4元，两者之比为1：2．57；2004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为2936．4元，城镇居民为9421．6元?两者之比扩大到1：3．21。最近这些年差距还在继续扩大。从1998年到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846．1元，年均增长4．3％；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4261.3元，年均增长8．6％。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是8年来最好的?增加314．2元?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却增加了949．4元。可见，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到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具体途径。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在整个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城乡居民这两大社会群体的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是在扩大，这显然是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
2．农民增收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人口比重的下降明显滞后于农业在GDP中比重的下降。
2004年，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为15．2％，但从业人员占46．9％。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2．5％?按户籍计?94254万人?。这个大结构决定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必然低于城镇居民。
从农民自身的收入结构看，增收的困难在于种植业的收入难以提高。1997年，农民人均来自种植业的纯收入为976元，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46．7％。2004年，人均种植业的纯收入为1056元，7年间仅增加80元，但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降到了36％。显然，靠种地已经是越来越难以使农民增收了。这也是近些年出现如此规模的“民工潮”的一大原因。与此同时，农民的工资性收入确实在增长。1997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514元，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24.6％；2004年，人均工资性收入998元，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提高到34％。这当然是城镇化给农民带来的增收机会。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在过去7年中，农民人均来自工资性收入，平均每年也只增加69元。
这就需要深入分析一下如何使农民也能分享城镇化成果的问题。外出流动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大约是1.2亿人，其中有部分举家外出，因此流动外出的农村人口估计在1．5亿左右。这部分人在按居住地统计的口径中被纳入了城镇居民的范围。因此?近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1995年统计的城镇化率是29％。2004年达到了41．8％。9年内提高了12．8个百分点。但这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差别，因为流动进城的农村人口?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变成市民。如果按户籍的统计口径?1995年我国的城镇化率是23．6％，2004年是27．5％，9年内提高3．9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只提高0.43个百分点。可见，要使农民真正分享到城镇化的成果，不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需要深刻反思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方式。计划经济时代，工业化、城镇化是靠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剪刀差”来积累资金，而现在，则在很大程度上靠获取廉价的农村土地和农村劳动力。这样的体制不改革，农民增收难的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二、粮：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由于供求关系的变化，粮食安全的问题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1995年至1999年的5年中，平均每年的粮食产量是9950亿斤，但2000年至2004年的平均产量降到了9088亿斤，已经明显产不足需。而问题的严峻性其实还不在于年度间粮食产量的减少，关键在于耕地总面积，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库存量等重要指标都呈下滑的趋势。因此，粮食安全问题，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背景下。当然可以考虑增加粮食的进口。但到底能进口多少，则需要作多方面的思量。一是目前全球一年的粮食交易量保持在2．2?2．3亿吨左右，这还不足我国粮食消费总需求的一半；而其中大米的年交易量只有2000多万吨，不足我国年消费量的20％。二是粮食国内供不应求，粮价必然大幅度上涨。这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中期都曾经发生过，对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和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都会造成明显的不利影响。三是大量进口粮食，农民的就业怎么办？可以考虑通过调整结构多生产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出口，但在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的背景下，要大规模开拓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也绝非易事。四是只要中国较多进口粮食，国际市场的粮价必然大幅度上涨，其引起的国际反应，将会大大超出单纯的粮食乃至经济的范畴。
因此，解决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不可能主要依赖于国际市场，而只能立足于促进国内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上。
三、地：农民基本权益和农业生产能力问题
1．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涉及到落实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涉及到按照宪法的规定建立健全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问题。
土地在生产要素中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土地不能移动。但可以对土地增加投入、改善土地的生产条件。土地在合理利用的条件下，能够不断提高肥力、增加产出；但掠夺土地原有的肥力，却可以使良田变为荒漠。如果土地的经营期过短，农民就不愿意增加投入，甚至可能采取掠夺土壤肥力的经营方式。因此，只有使农业经营者拥有长期而稳定的土地使用权，才能激励他不断增加对土地的投入，这是把土地保护好、使用好。使其持续利用的一个基本条件。
促使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集中、发展适度的规模经营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这从提高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率角度讲是完全必要的。但土地问题关系到亿万农民的生计，决不能为了单纯追求提高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率，就强迫大多数农民离开土地而合并土地的使用权。这样做，实际上就是中国历史上周而复始地不断发生过的土地兼并。只有通过使农民分享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果，使农村的劳动力和农村的人口逐步向二、三产业，向城镇转移。农村的土地使用权才能够水到渠成地逐步集中起来，才不会引发因农民失去生计而爆发的社会冲突。因此，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根据条件的具备程度逐步转移农村人口，才能避免历史上反复发生过的因土地兼并而引发的可怕的流民现象。从我国的国情看，农村人口的转移无疑将是一个渐进和漫长的过程。
承包和使用农地，决定农地的使用权是否流转，这是法律赋予农民的权利，这个权利只有农民可以行使，其他人不能剥夺农民行使这一基本权利，这是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和农业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
2．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的背景下，如何保护农田的问题，这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农民失去土地后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
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必不可免地会占用部分农地。但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必须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一些地方乱占滥用农田的现象，已经到了不能不引起人们高度警惕的地步。从1997年到2004年的8年间，我国的耕地面积已经净减少了1．14亿亩。2003年，全国设立的各级各类开发区（园区?达6015个。其中70％是违规擅自设立的。如此下去，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必然成为一句空话。同时。在大量圈占农地的过程中，很多地方出现了严重侵犯农民权益的现象。由于补偿标准过低、安置政策不落实，使不少失去土地的农民实际上也失去了生计。埋下了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正是针对这样的情况，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才明确提出，要按照保障农民权益、控制征地规模的原则，改革现行的征地制度。这是一项涉及多方面利益关系调整的改革，难度极大。但为了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为了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难度再大，也必须推进这项改革。
四、人：提高农民素质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问题
衡量社会发展差距，不能只看收入和消费的水平，更要看人是否能得到全面的发展。从经济发展、人均收入的角度看。城乡之间的差距很大；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城乡之间的差距就更大。一是农村教育的发展明显滞后。2002年全社会教育的总投入为5480亿元，其中用在城市的占77％，用在农村的只有23％。财政预算内经费用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平均开支为：城市小学生每人95元，农村小学生每人28元，城市初中学生每人146元，农村初中学生每人45元。城乡教育发展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二是农村医疗条件差，农民缺医少药、看不起病的问题在相当多的地方还非常突出。我国平均每千人有病床234张，但主要集中在城市。城市每千人有病床367张，农村只有0．76张，城市是农村的483倍；城市每张病床平均拥有8.8万元的医疗设备，农村仅有1．1万元，城市是农村的8倍。看一看因病去世的农民有多少是在医院去世的。看一看农村妇女生孩子有多少是在医院里生产的，就可以大致了解农村医疗卫生的基本状况。
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农民的全面发展问题就解决不了。农民的文化科技和健康素质不能得到全面提高，10年、20年后的农村就还是难以真正实现全面小康。因此，在关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也必须高度关注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努力在这些方面为农民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才能够培养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五、权：保障农民权利和巩固农村基层政权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几十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时期我们党对待农民问题的基本准则。那就是在经济上必须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必须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政策之所以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党在制定这些政策时始终坚持了这一基本准则。但也要看到，一方面，在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过程中，村民自治制度还不够完善，农民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权利还没能得到充分保障另一方面，农村的行政管理体制还明显不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机构臃肿、人员膨胀的问题相当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了“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局面，导致农民负担沉重、干群矛盾激化。从这个角度看，要真正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关键在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首先要深化乡镇机构改革，转变农村基层政府的职能。必须深入研究政权机关的层级划分和机构设置问题，合理划分农村基层政府的财权和事权，降低基层行政管理的运行成本，更有效地为农业和农民提供公共服务。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是长期形成的，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也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必须按照中央提出的树立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持之以恒地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各项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尤其要注重抓好“三农”工作。当前要围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五个方面起好步、开好局。第一，切实加强现代农业建设。加大财政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技进步和耕地保护的投入力度，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努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特别是粮食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第二，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在继续挖掘农业增收潜力的同时，加快农村二、三产业和小城镇发展的步伐，并继续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强化对农业的支持保护，逐步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第三，切实打破城乡隔阂。建立城乡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推动劳动力和资金在城乡间的流动和优化组合，为城乡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第四，切实加快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第五，切实保护农民权益。深化各项改革，从体制和法律上维护农民权益，激发广大农民的创造力。（作者系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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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没看到什么内容，比较老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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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荣昌：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困境及其解困之道
一
从已经出台的产业振兴计划和四万亿投资来看，我们的思路似乎仍未摆脱以政府的手来代替市场分配资源、决断成败的计划经济色彩。这在短期来看，或许有助于避免经济硬着陆所带来的社会振荡。但从中、长期的观点来看，这些振兴计划却可能包含了巨大的风险：政府以公共资源的投放来决定企业成败，而不是让市场来作出决定，可能会在浪费巨大资源的同时，让不具备真实竞争能力的企业发展壮大，从而为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埋下隐患。
中国经济在此次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情势下暴露了以往由高速的外需增长掩盖了二十多年的问题，如果不下决心展开一次78年那样的改革，我们将很难走出这一轮经济危机的泥潭。
那么，中国经济的核心困结在哪里？简言之，这一核心困结就是产能的结构性过剩和需求的结构性不足。而这个核心困结本身又是由几个相互连带的问题纠结而成。
1、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和工厂带来了产能的急剧扩张和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奇迹，而促成产能扩张的农民工却不是其工作所在地的市民消费者。这就使中国的城市和工厂在结构上成为生产一定会大于消费的城市和工厂。
2、市民社保体系因投入不足和欠帐太多不能为城市居民构筑起有效的社会安全网，使居民不得不以高额的家庭储蓄来替代社会保障，从而抑制了消费和投资需求，阻断了居民收入向消费和投资正常流动的通路。但与此同时存在的农民社保,则是以古代赈灾社保的思路设计的社保，这种社保体制占用了多达二十几亿亩农地(最保守的市场估值也会超过50万亿元人民币)，却几乎没有为农民带来任何意义上的现代社会保障。
上述城乡二元的社保制度设计所带来的在社保体系内部有效投入不足和无效投入巨大并存的局面，为中国的社保体系和中国社会带来了如下问题：在浪费了大量社保资源的情况下绝大部分国民却没有享有现代社保所带来的安全感，因而也没有充分释放自身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前提条件。
3、1和2已足以使中国的整个经济体系陷于产能结构性过剩和需求结构性不足的陷阱。这种经济结构必然严重依赖不平衡的顺差外贸，并不得不把这种不平衡的对外贸易依赖为维持不平衡的国内经济结构持续运转的外部条件。
中国经济社会的大规模城市化、工业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一道，创造了持续二十余年的高速增长奇迹。在这一奇迹的背后，是城乡二元的制度设计为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烙印下的与生俱来的空心化特征――我们的城市挤满了没有城市居所和市民待遇的“农民”，工厂和普通服务业大量使用并非职业从业者的“农民工”。这样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先天不足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它没有在制度设计上为农民的市民化提供通路，也没有为大规模工业化所需要的巨量人力资源设计职业化的前途，更没有为农业的工业化（现代化）提供必需的前提条件。
二
我们的城市一直在扩大，但是，至少有一半的人口不是市民，我们的工厂很庞大，但是，大部分从业人员不是职业工人，普通服务业（餐饮、休闲、社区和家庭服务）也有巨大的规模，但是绝大部分从业者是“暂时”在这里呆下来的外乡人…….。
与农村的空心化和农业的空心化进程同时出现的，正是这种空心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农村和农业的显性空心化是与城市和工业（广义的工业）隐性的空心化相互匹配的。农村的青壮年是城市化、工业化不可或缺的劳动力，而留守老人和儿童却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能够相互融洽的农民工无力随身携带的家属。
我们已经看到，空心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总是意味着庞大的生产能力和相对弱小的消费需求。因为作为生产者的农民工不是市民，没有作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消费者（衣、食、住、行）来表达自身消费需求的若干基础条件――他们“生活在别处”。这种体制上的城乡二元结构，必然导致中国经济在结构上的内需不足和生产能力过剩。
道理很简单，“农民工”大量进城是到城里来作为形形色色的“工”发挥作用，是中国城市和工业的生产者，却不同时是完整意义上的城市消费者。他们全身心地生产，却不能像生产时那样全身心地消费。
这种空心的、没有大规模的市民化人口作为基础的城市化，和没有大规模职业化人力资源作为基础的工业化，带来的结果不外是：
１. 在结构上的生产能力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
２. 产业和产品的劳动密集型特征明显。低端、粗放、原材料使用量巨大、环境成本巨大、生产规模巨大是这种没有职业化劳动力资源和职业化取向的工业化挥之不去的基本特征。
３. 外需依赖和以长时期大规模顺差来确立的对外贸易结构，成为平衡和掩盖国内结构性生产能力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的的必要条件。
４. 由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国内经济结构决定的不得不追求贸易盈余的对外贸易结构，是不可持续的。这必然导致国际经济、经融体系堆积系统性风险（本次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这种国际贸易的结构性失衡所累积的系统风险集中释放的一个结果）。
三
许多学者和经济评论者谈到了中国的内需不振与社会保障不健全之间的关系，呼吁中国政府以更多的社保投入来从根本上刺激内需。
这种谈论在大方向上是对的，但这种泛泛的谈论有可能掩盖了关键的问题。
这些关键问题是：
１、社会保障的现状并非是社保体系在单纯的投入不足和资源匮乏意义上资金缺口巨大。无效投入巨大和有效投入不足并存才是存在于当前社保体系内部的根本矛盾。
２、财政收入难以弥补现有社保体系的资金缺口，社保转续和资费负担的制度设计不合理又导致大量国民丢失社保或长期游离于基本的社会保障之外_______这一问题的实质不是哪些人有社保，哪些人没有社保，哪些人丢掉了社保，现有财政收入水平可以负担多少人的社保……这样一些问题。
这一问题的实质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基本社保作为政府提供的最大公共产品，应不应该惠及每个国民？以及在由政府担保的自助、互助保障系统内国民怎样以其自身的财务贡献来确立差别待遇？
3、在具体的社保项目、待遇和实施办法尚在酝酿，社保基金的资费收入和财政补贴应付现有支出也有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是坐等财政收入提高和更多的参保人带来充足资费后，才在遥远的将来把每个人揽进社保的怀抱，还是现在就宣布由国家为每个人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同时鼓励每个人为了更高的保障水平充实自己的个人帐户？
把农用地作为农民社保资源，是基于古代赈灾思路的一种社保设计，这种制度设计造成了事实上的公共社保资源的巨量浪费。现代社保的最大功能是为全体国民提供与其生活方式相表里的安全感。大部分国民的大部分日常生活都与社保的具体救助行为无关，社保的具体救助行为在每个时空断面都只会与少数人和少数生活处境相关联。但不与社保的具体救助行为关联的绝大部分国民的绝大部分日常生活才是社保体系发挥正面作用和实质影响力的真正重点。一国社保体系的作用与一国军队的作用类似。后者的最大功用不是战场杀敌,而是在没有战事的大部分时间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和平与安宁。
有关农民社保的制度设计，显然是误会了土地对于农民的保障作用。农用地被假设为农民在没有别的工作和生活来源的情况下，农民可以依赖的最后保障。这实际上意味着土地只能是农民在非常状态下可以依赖的保障，而不是他在日常状态下可以依赖的保障。这是在古代赈灾体制下给没有出路的农民一碗饭吃的思路，与现代社保体制的设计思想南辕北辙。
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民社保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农地作为生产要素和作为社保资源的双重浪费。农民显然不愿意让自己的日常生活状态保持在仅能维持温饱的水平――这是目前的耕地经营规模下坚守耕地承包经营权的唯一结果。外出打工或创业几乎是农民提高自身收入水平或致富的不二选择。
对于必须外出打工或创业的农民来说,土地从未为他们的城市生活方式提供安全保障。对于进城打工或创业的农民来说,把作为生产要素的农用地和作为社保资源的农用地置于双重撂荒的境地是他们的唯一选择。而这是不能自由流动的生产要素和不能随身携带的社会保障的宿命。
在内需和社保的关系上，我们看到最多的谈论是，一个健全的社保体系是充分释放内需的前提，社会保障欠缺的主要问题是投入不足，因此，社保投入不足，是内需不足的主因。其实，社保的制度设计不合理，投入社保的公共资源浪费巨大才是社会保障不健全的主因。而这种制度设计的缺陷，不仅是社保不健全的主因，和不健全的社保间接抑制居民消费需求的原因，也是导致大量城乡消费和投资需求被囚禁的直接原因。
从社会保障的制度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农用地（宅基地、耕地、农村基础设施用地）被当作农民的社保资源与农民的身份联结在一起，是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以数十亿亩农用地的资产价值来衡量，可以确定，我们在农民社保上实际投入的公共资源，已远远超过社会保障极为完善的西方发达诸国在国民社保上面的投入。而农民在农用地充当社保的社会保障体制下面所得到的真实保障利益却微乎其微。而且这种微薄的保障利益在大部分青壮年农民基于经济选择离土打工的情况下，已形同虚设。
因此，把当前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不健全归结为投入不足，欠账太多等论点实际上掩盖了真正的问题。农村或农民社保不健全的根本症结在于以农地资源作为农民社保资源是一种无效投入，这种无效投入的必然结果就是被视为农民的这部分国民的人生几乎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
以二万元一亩的平均价格来计算，数十亿亩农用地的资产价值可能会达到或超过五十万亿元人民币之巨。这就意味着，以农地作为农民社保资源的制度安排浪费的公共资源的资产价值是我国现有社保基金资本金的（５０００亿元人民币）的１００倍。
与农地社保浪费巨量资源的问题互为因果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二点三亿农民工或接近这一数字的农民工家庭在工作所在地落地生根，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或城市消费者的道路，已在无形中被这种农地社保的制度安排所阻断。
现在正在推广的家电下乡、摩托车、汽车下乡的补贴，试图打开农村和农民的市场，想法没有错，但是方向错了。在家电下乡运动之前，农民早已自发地进行了小洋楼下乡，别墅下乡的建设运动（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加大对农民自建房的支持，也是在鼓励农民很多年前自发形成的趋势）。产能过剩、内需不振是数亿农民工的生产、生活方式相互脱离的必然结果。农民工总是“生活在别处”。在城市他不是一个完整的消费者，他没有市民待遇，他的衣、食、住、行的需要只能以某种最简约的方式来处理。而在农村老家，他也是一个客居者，即使身有豪宅，那也不是他的日常居所。
四
本次金融危机与以往不同的一个关键点是，这是国际贸易长期失衡，欧美各国过度消费和中、日等国“过度生产”这一相辅相成的模式不可持续所导致的危机。
这就意味着，即使我们挺过了这场危机的最艰难时刻，外需也不会在原来的水平上像前几年那样快速增长。更大的可能是外需将会萎缩到原有水平下方，并长期在这种水平上徘徊。在这种情况下，要像前几年那样以外需的高速增长作为原动力来推动国内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已不再具有可行性。反过来，如果我们仍然像97、98年那样，基于外需在危机过后仍然会高速增长的判断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来替代外需的暂时性放缓，并试图以更好的基础设施来迎接更大规模的外需增长――这种试图一石二鸟的想法在内外环境已发生了巨变的形势下可能会面临两头落空的结局。
一方面，国内的基础设施已今非昔比，基础设施的边际投资收益会大大下降，如果外需增长放缓或停滞成为长期趋势，这种投资的效益就更可存疑。另一方面，没有强劲内需支撑的投资和出口，在目前形势下已很难持续。如果中国的内需上来了，在内外需良性互动的情况下，外需将会走上可持续增长的道路。反过来，如果内需不振，我们仍然试图像过去那样以单方面积累贸易顺差的对外贸易格局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则显然不是已在此次危机中认清高负债的高消费必陷危局的各主要贸易伙伴愿意接受的结果。
基于这种判断，我们可以看到，在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之中，国内消费已站到最核心的位置上面。在本轮危机没有爆发之前，中国对欧美有巨额贸易顺差，并以持有外汇储备贷款给美、欧等来维持外需增长的局面。但是，以中国（日本、沙特等）持有美国国债来支撑美国长期贸易逆差的方式，只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期维持不平衡的国际贸易体制。本轮危机就是这种危险的平衡终于崩溃的一个结果。
在这种恐怖平衡得以维持的若干年间，外需是带动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关键环节。而国内城乡二元体制下产能的结构性过剩，与上述国际贸易体制的结构性失衡正好是相互依赖，互为因果的一对矛盾。如果长期失衡的国际贸易不可持续，缺少足够内需支撑，长期依赖出口的国内经济结构就不可持续。因此，审时度势，回过头来认真打量和重新清理中国经济各结构要素之间的关系，把内需放到推动出口和投资的中心环节（而不是像多年以来那样按照惯性把出口当成中心环节），是借危机之机调整中国经济结构，重拾高速增长之路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
从建立健全全民社保体系来释放内需的角度，在国家财政收入明显下降的情况下，应该解放思想，着眼于体制创新，以非财政资源来解决困扰中国经济社会的社会保障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有充沛的非财政资源可以使用：
１、各级国资委下辖的国有企业可在不改变其所有制的前提下，将股权划拨给社保基金，以国有股权充实社保基金资本金。在大部分国有股权划归社保基金的情况下，社保基金资本金至少可以扩充到二十万亿元人民币的规模。社保基金以每年的分红所得就可以较好地应对社会保障的各项需求，并以不带来任何社会动荡的方式为全民构建起一张基本可靠的安全网。这张安全网的细节或具体内容我们可以仔细斟酌，逐步完善。迅速建立覆盖全民的这样一张安全网，让全国人民放心消费，则是在今天的形势下，不能再拖的一件事情。这样一种不涉及所有制，甚至也不涉及所有权人，而只是变换了所有权人代表机构的改革，不仅可以在第一时间建立覆盖全民的基础社保体系，也是优化国企治理结构，让国企担负起向全民和国家分红义务的一次改革。
２、从前提处下手打破城乡社保体系的二元结构，让长期撂荒的“农民社保资源”转化为国民社保资源。
如上所述，农民以农用地使用权的形式持有的农用地用益权是按照古代赈灾社保的思路设计的一种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社会保障形式。
这也是一种与农民提高收入、追求富裕的愿望在根本上冲突的社会保障形式。农民在现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格局下面，不可能靠种地获得像样的收入，更不必说种地致富。外出打工或创业是农民不得已的选择。这就意味着，一当他们选择了提高收入、追求富裕的梦想，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社保，而如果他们选择呆在这份社保待遇里面，就一定不会有经济前途。这的确是农民的两难身份困境。
由于某块农地总是某个农民的社保资源，农地也陷入了下述身份困境之中。作为社保资源，农用地一定是具名的；作为生产要素，它又一定不能是具名的――因为具名与自由流动以及在自由流动之中实现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之间，显然存在不可调合的矛盾。因此，农地的身份困境让我们看到了农用地的双重撂荒：作为生产要素撂荒（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所谓耕地撂荒）和作为社保资源撂荒（具体表现形式是农民工?身进城，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
如果不能在解除农民与农用地人身依附关系的前提下来流转土地，农用地就不能脱离上述身份困境，从而也不能在经济意义上实现土地这一核心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
如果把农用地首次流转的目标确立在实现农民社保与国民社保对位置换的位置上，我们将会看到下列结果：
１、作为农民社保资源长期闲置的二十四亿亩农地将会为农民社保的国民化和充实国民社保基金的资本金提供充沛的资源。按每亩农地使用权拍卖二万元人民币计，国民社保基金也会收入超过五十万亿元人民币的资本金。农用地作为农民社保在制度设计上所形成的巨大浪费将可以转化成为高效的国民社保资源。
２、在农用地由不能有效担负起现代社保功能的农民社保资源转化为可以高效地发挥现代社保作用的国民社保资本金，农民工成为随身携带社保的市民和自由职业者同时，农村和农业也会得到远远超过五十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中国农业将由此结束整体亏损的历史。农村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必将对中国的就业和投资产生深远影响（在美国，围绕农业展开的农业服务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美国的大农业提供了占全国百分之八点五的有效就业岗位。今日的中国农业所提供的具有经济意义的有效就业岗位，可能远未达到总岗位的百分之八点五）。
３、在农民工将老家的宅基地复耕，换取打折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并将耕地交还当地国土部门，换取社保基本帐户后，农民工可以在所在打工城市以自己向城市贡献的建设用地指标换取安居房、可自由转移的社保基本帐户和其它市民待遇。这样，农村的基本农田会因为宅基地的大量复耕、乡村道路的复耕和小块地界的复耕而出现正增长。城市土地供应的瓶颈问题则会因为农民工市民所贡献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而得到解决。
４、我们将一举解决农村发展所面临的显性空心化和困扰城市发展的隐性空心化问题。农村和农业的巨大投资和现代农业在广大农村生根开花，所带来的变化是：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生态和土壤的恢复将会因为人口载荷的减少取得长足进展，长期困扰国民的食品安全问题也将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城市将会迎来有能力和意愿表达自身生活需要的市民。这些新市民原来就在这里，不同的是，在他们没有得到市民权和基本的社会保障之前，他们在这儿工作，却不能在这儿找到并且把握住自己想要的生活。新的制度设计让这些新市民终于能够用他们自己手里的资源（农用地使用权）来满足自己长期压抑的需要（对市民待遇及其生活方式的追求）。
如果每年以这种方式将现有农民工总量的１０％转化为市民，以城市为这部分市民供应户均价值１０万元的安居房，新市民户均花费５万元装修并购置家居用品的方式概算，由此增加的国民消费将会以每年增加３４５００亿元的方式释放出来；如果新市民的新生活方式带来的消费增量以户均３万元计，２３００万个新市民家庭的新增消费总量，将会达到６９００亿元。两项合计可达４１４００亿元。
这些新市民的到来将会为所在城市提供此前从未有过的充沛得多的工作岗位。同时，与这些农民工转化为新市民相匹配的对新农村和现代农业的投资也会超过五万亿（以每年向现代农业投放二亿亩耕地计算）。两项合计每年对ＧＤＰ的贡献将可达到约十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经济在未来二十年的高速增长，以及以强大内需来推动投资，推动进出口更平衡、总量更大的国际贸易，均可由此奠定坚固的基石。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蒋荣昌<三农问题的核心困结及其解决之道>,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4期。
蒋荣昌<以新的制度设计破解三农问题核心困结>,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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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的说法好像和重庆搞的土地换社保很相似。
(2011-8-22 11:41:00)
你要看最新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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