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全中国最博学之人”ZZ
陈寅恪:“全中国最博学之人”陈寅恪，江西修水（义宁州）人，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后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6年，36岁的陈寅恪被清华国学研究院聘为“四大导师”之一。后又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此后长期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成为一代宗师。晚年在失明膑足的困境中，仍写就85万字巨著《柳如是别传》。十年动乱期间，他遭到残酷折磨，1969年10月7日逝世于广州。
海内奇士 家学渊源
1890年，陈寅恪诞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祖父陈宝箴21岁时参加乡试，得中举人。他的文才、韬略和办事能力深为曾国藩所赏识，称他为“海内奇士也”。在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后，陈宝箴“以家贫养亲，不得已而就末职”。先后担任过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湖南巡抚等职务。
陈宝箴深受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影响，为人刚正不阿，具有强烈的爱国感情。甲午海战以后，陈宝箴严厉谴责李鸿章“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畏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室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当李鸿章从日本返回天津时，众人议论李会再次出任直隶总督。正在天津督东征湘军转运的陈宝箴愤然不去拜见，并且扬言，如果李鸿章早上担任直隶总督，他当晚就挂冠而去。在黑暗污浊的晚清官场，陈宝箴正气凛然，真是难得。
陈宝箴虽然恪守儒家学说，但思想却很开放。1895年他奉诏担任湖南巡抚，在蹇涩多年之后，终于有了独当一面、大展鸿图的机会。他在湖南，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整饬吏治，裁汰冗员，罢免昏庸贪鄙的官吏，兴办工商实业，开办时务学堂、武备学堂，以开迪民智、改变陈旧的风俗。当时，黄遵宪来湖南主持盐法道，梁启超受聘主持财务学堂教席，“皆以变法开新治为己任”。不仅如此，他还向光绪皇帝上书，力荐张之洞入执掌军国大权的军机处担任军机大臣，和京外官员三十余人备光绪皇帝挑选。其中所举荐的杨锐、刘光第被光绪皇帝任命为军机章京，与谭嗣同、林旭并列为军机四章京。陈宝箴任湖南巡抚三年，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本来还可以有更大的作为，但戊戌政变失败后，慈禧太后等守旧势力剥夺了光绪皇帝一切权力，杀了军机四章京。陈宝箴因拥护皇帝变法，被视为“帝党” 和维新党，成为慈禧太后的眼中钉，本应受到严惩，但因荣禄等人在慈禧面前磕头求情，才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但心狠手辣的慈禧最终没有放过他，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前夕，1900年6月26日密诏令他自尽。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号散原，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官拜吏部主事。他觉得京城官场，腐败成风，难以有所作为，不久便以侍候父亲的理由离开吏部，到陈宝箴衙门协助处理公务。那时陈三立正当壮年，风华正茂，在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以改革天下为己任，同时又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中吸取营养，主张唯新变法。他与一些思想开明的官员、文士如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等人交往，或纵谈国家大事，为民族复兴设计蓝图；或论诗话文，切磋学术；视功名利禄为草芥。他在政治活动中的最大建树，是辅佐父亲在湖南所推行的新政。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后，父子通力合作，开创维新的新局面，使昔日闭塞、落后的湖南百废俱兴，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不料政坛风云突变，戊戌变法的失败，也使陈三立受到革职处分，远大的抱负尽付东流。
晚清政坛何其不幸，少了一个满腹经纶的官员；晚清和民国初年的诗坛又何其有幸，多了一位卓有才华的领袖。政治上的失意和父亲被迫自缢是转变陈三立生活的契机。自1900年在南京定居后，他就把主要精力用在诗歌创作上。陈三立早年诗学韩愈、龚自珍，后来又深受南北朝和宋代诗歌的影响，特别是学习和继承了以黄庭坚为台柱的宋诗江西派的传统，融注成为自己的风格。他的诗歌创作代表了同光体诗派的最高成就，奠定了他在清末和民国初年诗坛的泰斗地位。梁启超评论他的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浓深俊微，吾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伦比。”陈三立的古文兼有《后汉书》、《三国志》的长外，绵密精炼；又含蕴着桐城派注重义理、书卷、考据和行文雅洁的特点，自成一家。他著作颇丰，逝世后由几位儿子集聚时编定有《散原精舍诗集》二卷、《续集》三卷、《别集》一卷、《文集》十七卷。而陈三立晚年居住北京（当时称北平），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侵占北京，病中的老人忧愤已极，拒不服药和进食，因而弃世。
在祖父和父亲的熏陶下，陈寅恪从小就对经学、史学、文学、哲学、医学和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勤奋好学是陈家的家风，陈寅恪又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陈家和他的舅父俞家藏书都非常丰富，两家的书房便成为他流连忘返的乐园。而陈寅恪为人景仰的道义和气节，或许也多少从先辈那里继承而来。
“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若能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校园，可以去领会一下这样的场景和人物：
清华园内有趣的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陈寅恪先生了。你们中谁有好奇心的，可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先找一找功课表上有《唐诗校释》或《佛经翻译文学》等科目的钟点，然后站在三院教室的过道上等一等，上课铃响后，你们将看见一位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一顶两边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盖着棉裤，足下登着棉鞋，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老先生从对面彳亍而来，这就是陈寅恪先生了。
就是这样的“纯粹国货式老先生”，却得到了下至普通学生，上至大师鸿儒的尊敬和推崇。当时的清华文学院长冯友兰，学问不可谓不高，学术地位不可谓不尊，在清华也历任系主任、文学院长、代理校长等职务。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的时候，总有人看见冯友兰十分恭敬地跟着陈寅恪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边走边听陈的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对陈寅恪深鞠一躬，然后离开。“这个现象固然很使我们感觉到冯先生的谦虚有礼，但同时也让我们感觉到陈先生的实在伟大”。
而素以学识渊博、中西融通而著称的吴宓，与寅恪可谓是一生的挚交。但他同时也把寅恪视为自己的老师。他不止一次发自内心地说过这样的话：“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得识寅恪。当时既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越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为吾师。”
在30到4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特别是文史学界，一直有所谓的“土产学者”和“出洋学者”的流派之争，前者说后者不了解中国自己的传统，处处隔靴搔痒；后者则批评前者方法陈旧，工具不够。但这两类学人对于陈寅恪先生却是衷心地一致推崇。因为他对于旧学有家传的渊源，而且多年深湛的功夫让他能深深了解中国学术的传统精神；另一方面，对西洋新观点、科学方法和工具，陈先生同样造诣极深。单以语言为例子，他通晓或了解的不下二三十种之多，英、法、德、俄、日……等主要文字自然不在话下，而蒙古文、满文、阿拉伯文、印度梵文、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暹罗文、希腊文、匈牙利文、土耳其文……甚至许多中亚细亚现存的或者已死亡的文字，他都通晓。这些语言工具帮助他解决别人所未能解决的问题，发现别人所未能发现的历史真象。在国学方面，一般人能背诵四书五经就算不错了，而寅恪却能背诵十三经，而且对每字每句“必求正解”，可谓烂熟于胸。他手头经常翻阅的，则是《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等大部头。
关于陈寅恪的学术成就和治学道路，他的老同学兼表亲俞大维曾作过一个概略的分析：大意是，从开始读书到第一次回国止，陈寅恪主要把学习的注意力放在研究文字（他认为这是治学的基本工具）上。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因而他幼年时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的“训诂”之学，曾下过一番苦功。在国外留学期间曾随Lanman学习梵文及巴利文二年，在柏林大学时又随Luecler学习梵文及巴利文近五年。回国后，又在北平与钢和泰教授继续研究梵文四五年，故他的梵文和巴利文都有很高造诣。陈寅恪一生治学研究的重心是国史，对于史，他无书不读，而且特别注重各史中的志书。对各种会要他也甚重视，尤重《五代会要》。他也重视《三通》，《三通》序文他都能背诵。其他杂史，他也看得很多。他特别注重史识，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因此凡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一般经济变动的因果，以及中国文化长久留存的原因，等等，都是他研究的题目。对于许多文史古籍，他都作了分析研究，而且提出自己的评价。例如他以《诗经》、《尚书》是我们先民智慧的结晶，古文《尚书》绝非一人可杜撰，大致是根据秦火之后所传零星断筒，采取有关《尚书》部分编纂而成，不可武断地说它是全部杜撰。他认为，《礼记》是儒家杂凑之学，但包含儒家最精辟的理论，其中《大学》、《史庸》、《礼运》、《经解》、《乐记》、《坊记》等，不但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是最表彩的作品。他喜欢《孟子》的文章，但《孟子》里提到的典章制度的部分，及有关历史的议论，则认为多不可靠。
陈寅恪具有很通达的历史观。他说：“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重要者。”
陈寅恪虽称不上是一位语言学家，但他写的一篇《四声三问》，曾被誉为语言学领域里“千古不朽的论著”。
由于有“趋庭之教”，陈寅恪所作的旧体诗无论从数量上或艺术价值上看都臻上品。在1980年首版之《寒柳堂集》中，共收他的诗作150余首，据蒋天枢先生估计，这只是他全部诗作的半数。
陈寅恪治学关注面很广，宗教、史学、语言学、人类学、校勘学、文字学等他均有独到的研究或著述；而尤以中古史之研究闻名于中外，他生命的后期，不幸由于目盲和其他变故，所以大大影响了他的著述和研究，否则无疑将为中外学术界留下更加丰富的学术遗产。他生平著作（包括油印本及抄本在内）一百余种，其中专著九种，即《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陶渊明之思想与清淡之关系》、《秦妇吟校笺》、《论再生缘》、《历史研究》、《述东晋王导的功业》、《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后条》及《元白诗笺证论稿》等。其他论文主要刊登在《史语所集刊》、《清华学报》、《国学论丛》、《北平图书馆馆刊》等刊物上。
“教授之教授”
“盖世奇才”、“最好的教授”、“教授之教授”、“太老师”、“一口准”、“活字典”、“活辞书”……这都是校内外乃至国内外学界对陈寅恪先生的推崇之词。他来清华之后，即为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国学研究院结束之后，他又是清华大学文学院中唯一一位“合聘教授”。西南联大时期，他曾是为数不多的“部聘教授”之一。
陈寅恪来清华的故事本来就是一段佳话。据说，梁启超在向当时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时，曹因为陈寅恪“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而迟疑。梁启超则怒曰：“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被别人请吧！”接着又指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等几位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崇，曹听后立即决定聘用他前来任导师。
陈寅恪到清华后，清华园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有文史方面疑难问题不能解决的，都向他请教，他总是会给以满意的答复。所以大家都奉他为“活字典”、 “活辞书”。陈寅恪讲课时，许多有关教授都常来听课，研究院主任吴宓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其他如朱自清、浦江清、北大钢和泰等教授，如有机会亦必赶来听讲。
而在文史领域，他所享之国际声誉，大概迄今无人能望其项背。1925年，时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赵元任先陈寅恪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哈佛要赵找人顶替并指名要陈寅恪，后因其不允而作罢。抗战胜利后，他曾是英国剑桥大学特聘的第一个华籍汉学讲座教授，在英主讲东方学与汉学。欧洲各国汉学家云集牛津城，以亲聆陈之讲学为快。但据当时有人记述说，欧洲许多大汉学家，除了斯文赫定，伯希和，沙畹等数人之外，能听得懂陈先生讲演者实寥寥无几，皆因“陈的讲演广征博引，只语言这一关那些一般的专家就闯不过”。（注：据cinason看法，本段似有失实可能，因陈当时在香港）
陈寅恪经常能解决外国学者所不能解决的疑难问题。有一次，苏联学者在外蒙古发掘到三件突厥文碑，不懂不通。但经过陈寅恪先生解释，外国学者们毫无异词，同声叹服。“唐蕃会盟碑”，许多著名学者如法国之沙畹，伯希和都无法解释，经陈先生翻译后国际学者都十分满意。又据蓝文征（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生）的回忆，1933年，日本史学家和田清（曾任东北大学“东洋史料”主任教授和天皇御侍讲），从我国东北拿回一张古地契，“断定”是三百年前明末弘光遗物。有一次，一些历史学者在东洋文库吃饭，在座的有被称为“日本史学界太阳”的白鸟库吉，蓝文征亦在座。当时白鸟不知蓝文征是陈寅恪的学生，看他年轻，对之不称教授，不称先生而称君，明显有轻慢之意。大家互相传阅那件地契，赞不绝口，无甚异辞。当地契传到蓝手中时，蓝判定其非明物，而是清光绪时物。白鸟听了很惊讶，请他再仔细看看，蓝说：“不必看了，这纸是清末流行的‘双抄纸’，又厚又粗，不是明纸；钱的单位，用‘吊’而不用‘贯’或‘缗’，也非明制；地契的格式为清末以来通行的格式。……”白鸟点头不止，问蓝认不认识陈教授。蓝故意问，哪个陈教授？白鸟说是陈寅恪先生。蓝答那是我的恩师。白鸟一听，马上隔案伸过手来……据白鸟自述，他在研究中亚问题中遇到了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复信说可以向德国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的复信则说应该请教陈寅恪先生。当时钱稻孙在日本度春假，说回国时可以代为请教陈先生，结果钱的春假未完，陈的复信已至，问题迎刃而解。白鸟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他可能至死不解。（注：似有人对此事存疑，认为并未发生过）
“贾府门前石狮子”
陈寅恪12岁即随兄游学日本，从此开始他长达20年的留学生涯。在各国漂泊游历的日子里，他刻意求学，哪里有好大学，哪里有名教授，就去听课和研究，不仅读书本，而且留心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而对于一般人所重视的学位之类却漠然视之。他在国内留学20年，不曾听说过他在哪里得过博士、硕士的学位，甚至连大学的文凭也未听说他拿过。然而他的学问和日后成就却是举世公认的。这也可谓百年难遇的奇人。同时，他三十岁后便被海内外公认为中国最博学之人，然而此后数十年间却几乎没有俗世的声名，如梁启超、胡适等人则是几乎家喻户晓。这也与陈寅恪淡泊名利只求真理有关吧。
陈寅恪来清华时，年36岁，来清华前，他正在柏林大学研究。其时赵元任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接到了清华邀请他担任国学研究院导师的信函。哈佛对赵说：“你一定要回国，务必找到相当资格人选代替。”并指名“陈寅恪如何？”赵便写信问陈寅恪愿不愿意担任是职，陈寅恪复信道：“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有波斯顿中国饭馆翠香楼的龙虾。”那时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多染纨绔作风，但陈寅恪的生活简朴而正派，他与傅斯年一起被誉为“贾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
陈寅恪治学态度向来严肃，决不哗众取宠。有一次，他在香港大学用英文作学术讲演，讲题是《武则天与佛教》。许多中外人士听说是以那位风流盖世、艳绝古今的女帝为题材，都以为必有许多“宫闱秘事和佛教因缘”。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纷纷去听，希望一饱耳福。谁知陈氏讲的纯是学术性的考据，他从武则天的宗教思想来说明她为什么有那么多面首，原来是佛经中有“女人是不可能成佛的，若要成佛，除非是广蓄面首，如此这般利用采补术了”。结果，为好奇而来听讲的仕女们，只好大失所望而去。
寅恪先生读书治学以及待人接物，注重道义气节。在赠蒋秉南（天枢）序（见寒柳堂集）中，先生说：
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先生不只是以“贬斥势利，尊崇气节”来赞颂欧阳修，先生自己也是如此。他一生为人行事，是一代的典范，是我们民族的代表.。先生对于唐代诸诗人，均有深湛的研究，特推崇韩偓，作韩翰林集札记，因偓不事朱温，赞其气节。先生对于后学晚辈登门请教者，无不有问必答，谆谆教诲；但对于势利之徒则鄙视之，此辈亦不敢登先生之门。
而寅恪先生在习惯、情趣、礼节方面也都如“石狮子”一般，几近“顽固”地坚守传统礼仪。例如艾天秩记道：
……节日那天我去得比较早，进了客厅，看到陈先生已经坐在正面的大椅子上了，好像还有织锦一类的椅帔从靠背到座垫披下来，庄严肃穆，很有气派。已有两位先来者站在房中正准备行礼。我去了之后三人排成一行，向陈先生三鞠躬，陈先生既不还礼，也不说客气的阻挡话，陈师母也没有代先生谦让。直到礼毕，陈师母才请大家在两侧坐下，寒暄几句，就端给每个人一小碗白糖糯米粥，中间有两三个小红枣，大家就用小调羹吃起来，陈师母要大家一定把红枣吃掉以示吉祥。我当时就感到这是中国传统的“师道尊严”的体现，既严肃而又亲切，陈师母大概看出了我的新鲜感，解释说这是他家的老习惯。在我看来这习惯确有自己的特色，和其他教授家里显然不同。
陈先生的这种“礼制”始终坚持不渝，不受“潮流”干扰，其自由独立的精神亦由此可见。据记载，他晚年在中山大学，仍坚持这种礼制。当时已过知名之年，早已成为知名教授、系主任的刘节（清华国学研究院1928届毕业生），逢年过节过府看望老师，“不仅执弟子礼甚恭，而且正式行传统的叩头大礼，一丝不苟，旁若无人”。
而这种“礼制”或许象征着陈寅恪对“学统”纯正的一种坚持，他对弟子要求极为严格：
……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而学生也不辜负陈先生的期望。蒋天枢教授编著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一九六七年条下记载：“本年底红卫兵要抬先生去大礼堂批斗，师母阻止，被推倒在地。结果，由前历史系主任刘节代表先生去挨斗。会上有人问刘有何感想？刘答：‘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也正是刘节，当他被告知（或暗示）只要他批陈寅恪将会很快过关时，他的回答是：“批判陈寅恪有如大兴文字狱。清朝嘉乾时代的学者不敢讲现代，只搞考据，因为当时大兴文字狱，讲现代者要砍头，比现在还厉害……”而他敢于在“大鸣大放”的年代说出如“过去帝王还有罪己诏，毛主席没有作自我检讨还不如封建帝王”、“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人人‘一起发疯’”之类的话，也都正是陈寅恪所要求“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之体现。
而陈寅恪自己，同样敢于率直发言。如1959年周扬去看望他，他不无火气地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周说“有点关系”。陈质问：“1959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说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何前后矛盾如此！”
其实陈寅恪也是一个有风趣的人。《事辑》一九六八年条下引曾做陈寅恪助手十六年之久的黄萱信件，记载陈对黄说：“我的研究方法，是你最熟识的。我死之后，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黄萱难过地说：“陈先生，真对不起，您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陈用很低沉的声音说：“没有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这又是风趣中微含愤激了，但语气仍是那样从容闲淡，几于所谓哀而不怨吧。
在于1987年中山大学举办的纪念陈寅恪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中外学者热烈而认真地讨论了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学术和思想。在此基础上，季羡林先生称颂寅恪先生，题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周一良先生题词“一代宗师”。这些称颂，寅恪先生当之无愧。
清华二十载
陈寅恪先生可谓是中国的骄傲与光荣，先生也是清华的骄傲与光荣。
寅恪先生从37岁（1926年）起至（1937年）的12年间，住在清华园。前5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清华易名为清华大学后，先生为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这12年是先生一生中生活安定、身体健康、心情愉快、读书研究环境条件俱备的时期，因此研究成果最丰盛。先生一生著文约百篇，这一时期著文 54篇，占半数。这一时期，先生讲授课程为佛经翻译文学、蒙古源流研究、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先生初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时，研究院纪事所载他指导研究生的范围有：①年历史；②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③摩尼教经典与回纥评议译本之研究；④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回纥文及中央亚细亚诸文字译本与中文译本比较研究）；⑤蒙古文、满文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者之研究。就此五项和上述先生讲授课程而论，寅恪先生革新了当时以及此后长期内高级研究院校的研究攻开设课程，更有进者，此五项联系到后此40余年先生的治学讲学著述的基本精神、内容和方法，可以看出，他比汉、唐、宋以及明清有成就的著名学者们，前进了一大步，为中国的学术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纪元。在这一期间，先生还使用敦煌所出文书，著文多篇。
陈寅恪于1925年12月28日取道马赛乘法国邮船启程回国。但由于伺父病，于1926年7月始到校任职。初到校时，因无家室，学校分给他工字厅中的单身宿舍。但他经常住在赵元任的家里，用他自己的话说：“愿意有个家，但不愿意成家。”赵元任同他开玩笑说：“你不能让我太太老管两个家啊！”后来，他同唐筼女士（甲午时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结婚，便搬到西院与王国维为邻了。
陈寅恪在清华上课时安排在上午第二、三两节。那时他有黄蓝两种颜色的包袱皮各一个，如果是讲佛经文学、禅宗文学课，他一定用黄布包袱皮，而讲其他课时，则用蓝布包袱皮。上课时，总见他吃力地把一大包书抱进教室，绝不要助教替他抱。下课时，同学们想替他抱回教员休息室，他也不肯。每逢讲课讲到需要引证的时候，他就打开带来的参考书，把资料抄在黑板上，写满一黑板，擦掉后再写。同学们为保护他的身体，常常主动替他擦黑板，这一点他倒不拒绝。
有一位听陈寅恪课的清华学生曾不无感慨地说：“陈先生讲课也够怪的，讲白居易的《长恨歌》时，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了考证一个‘汉’字，旁证博引竟讲了四堂课。低年级学生听他的课，自然难以消受！”
清华国学研究院结束以后，陈寅恪把主要精力放在大学部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的职务上来。曾经有人这样评述过陈寅恪先生的治学态度：“陈先生是一个勤奋的垦荒者，他不多说话，尤其不唱高调，只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在解决历史上的疑案。用很简练的笔法写出来，却是一篇一篇的短论文，登在学术水准很高的杂志上。”到了30年代，他“才写出几本小书……文章虽然短小，但是内容的分量却不是许多‘大书’所能望其项背”。
陈寅恪身体瘦弱，但绝少辍讲，有人听了他四年课，没记得他请过一次假。他讲课只是平铺直述，但听者并不感到枯燥，大家都聚精会神听讲，因为内容丰富精彩，大家都知道机会难得，不该轻易放过。每当下课铃响，大家都依依不舍、时光流逝太快之感。陈寅恪讲课内容，都是他的心得和灼见，所以同一门功课可以听上好几次，仍有新鲜感。他最令同学敬佩的就是能利用一般人都能看见的材料，讲出新奇而不怪异的见解。大家听完以后都有“我们怎么意想不出”的感觉。
而陈寅恪自己也对清华抱有深沉的感情。他的弟子王永兴在文章中回忆道：“抗日战争利后，先生自1946年4月回到清华园，到1948年12月离开北平经上海去广州，在清华园住了两年半。短短两年半中，他为中文历史两系开课，并指导研究生。在成都起草的元白诗笺证稿的修改并成为定稿，是这两年半中完成的主要研究项目。这一期间，先生虽然双目失明，但身体健康，精神亦好。我回忆在新林院53号的园中，我扶侍先生散步，天气好他兴致也好时，还乘车到清华西校门外喇嘛庙（圆明园的一部分）花园，这是他过去时来之地。先生的记忆力极强。他还记得几株最高大的白皮松，问我还在否？我扶侍先生走到树前，他两手抚摩苍劲挺拔上百年的老松，我能看出先生在回忆往事百感交集的心情。白皮松经历了上百年的风雨交侵烈日寒冬不折不凋，先生也不正是这样不折不凋的苍松吗！可惜这样平静生活为时不久，1948年冬，他不得不离开他20年眠食之地的清华而南去了。”
对对子
陈寅恪在诗作上堪称一绝，而在联句（对对子）方面也是不遑多让。在国学研究院执教期间，曾戏送研究院学生一联云：“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一时传为佳趣。而给他好友吴宓（字雨生）的一副赠联则是“新雨不来旧雨往，他生未卜此生休”。吴宓在婚恋方面颇多周折，与前夫人离婚，而新的“恋人”也弃他而去时，陈写了此联赠之。上脸典出杜甫，下联典出李商隐；上联嵌二“雨”字，下联嵌二“生”字。嵌字之妙用典之精，简直无以复加。
很多人都听过陈寅恪用“对对子”的形式为清华大学新生入学考试命国文试题的事，但大都了解得不具体或不准确。这里也有必要一述：30年代初，清华大学中文系代理主任刘文典先生请陈寅恪代拟当年新生国文入学试题，陈先生“据积年经验所得，以为今后国文试题，应与前此异其旨趣”，于是除了“对对子”一则，上联“孙行者”，命对下联。考试结果出来花样百出（甚至有对猪八戒者），其中最可取的下联要算“祖冲之”了。而陈先生的最佳答案是“胡适之”，且听他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及1965年的《附记》中对于“对对子”的精辟论述：
……一副对子，即使词类、声调皆合，而思想重复，如“斯为美矣，岂不妙哉”之类，称“合掌对”只有“正”而无“反”，是为下品；若词类、声调皆适当，既有正，又有反，而没有合，此类对子至多亦只能算中品；一副高对，应该是正反、前后二阶段之词类、声调不但能相对，而且所表现之意义，复能相互贯通，因得综合组织，别产生一种新意，此新意义，虽不似前之正反阶段之意义显著于字句之上，但确可以想象而得之，所谓言外之意是也。
他举吴梅村《歌行》中“南内方看起桂宫，北兵早报临瓜步”和苏东坡《赠虔州术士谢君七律》中“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二联为例，特别是后联，认为是“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因为“者”和“之”都是虚字，是为正；“行”与“道”皆步履进退之动向，是为反；而“韩”“卢”合而为犬名（《战国策·齐策》），按照这一标准，“孙行者”对“胡适之”为最切。“者”、“之”、“行”、“适”为正反之属，“孙”与“胡”合而为胡孙（猢狲），猴子之别称也。
天作之合
说起陈寅恪先生的婚姻，应当是最具典型意义的学者美满婚姻之一。他的爱情婚姻观都是深刻而通达的，他曾经对吴宓说过这样的话：“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又云：“娶妻乃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志之大，而兢兢惟求得美妻，是为愚谬。”然而他却有幸得一“美妻”，并与之白首偕老，荣辱与共。
陈寅恪夫人名唐筼，亦出身世家。乃祖唐景菘，为官多年，中法战争时慷慨请缨，因功擢升，后任台湾巡抚。1895年中日战争后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日本，当地爱国人士决定自行抗日，成立“台湾民主国”，推唐景菘为“大总统”。唐致电清廷：“台湾臣民，义不臣倭，虽为岛国，永戴圣清。”但清廷仍将台湾交给日本，唐被迫逃回大陆。唐筼自小读书，就读于天津师范、上海体专等，后辗转任教于一些学校。
关于他们的相识，陈寅恪自己有一段记述：
……乃至清华，同事中偶语及：见一女教师壁悬一诗幅，末署“南注生”。寅恪惊曰：“此人必灌阳唐公景菘之孙女也。”盖寅恪曾读唐公《请缨日记》，又亲友当马关中日和约割台湾与日本时，多在台佐唐公独立，故其家世，知之尤稔。因冒昧造访。未几，遂定偕老之约。
陆健东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为此感叹：“俭朴的‘惊叹’二字，道尽了很多时候，生命原是为了等候。……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冥冥之中早有安排的‘天作之合’……但真正联结生命之缘的，还是生与俱来的世家流韵。”
从此二人携手共度人生。唐筼不仅是陈寅恪的生活伴侣，更是他的精神依托。很多人觉得私生活对一个陈寅格式的学者来说无足轻重，似乎了不起的学者可以舍弃一切琐事而专注于学问，其实，对于一个学者尤其是对于一个像陈寅恪这样一生负气半世凄凉又衰残眼枯的人来说，这也许是他平安地活下来的重要条件，一个思想上极端理性化而心灵中极端感情化的人常常不能自我调节情绪，因而心底郁积的情怀往往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死疙瘩，这时身边的妻子就成了平衡他心理的重要因素。一九五一年陈寅恪因高血压服安眠药而卧床时写下这样一首诗：“刀风解体旧参禅，一榻昏昏任化迁。病起更惊春意尽，绿荫成幕听鸣蝉”，内中尽是伤春兼自伤之意，而唐和诗则为他排解道：“排愁却病且参禅，景物将随四序迁。寂寞三春且苦雨，一朝炎夏又闻蝉”，比起陈寅恪诗来多了一分随遇而安。这是唐的过人之处，早年陈寅恪发牢骚云：“人间从古伤离别，真信人间不自由”，她便化解道：“秋星若解兴亡意，应解人间不自由”，似乎平和得多；晚年陈寅恪怀念燕都旧居不免伤感：“数椽卅载空回首，忍话燕云劫后尘”，她又劝慰道：“仙家韵事宁能及，何处青山不染尘”，大有退一步天地宽的意味，这种顺其自然的人生态度也许并不是唐的本心，但它或许能时时平息陈寅恪心头始终纠缠的紧张。
而他们的两个女儿用朴实而真情的笔调在他们的身后写道：
……母亲不仅是父亲感情笃深的生活伴侣，而且是他志同道合的精神支柱与业务帮手。她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体贴与照顾父亲，在父亲失明后当某位助手突然离去时，母亲当即顶替其职，使父亲能照常上课、著述。有不少唱和、吟咏的诗篇，反映出他们的思想共鸣。……当他们在文革中遭迫害自知不能久存时，父亲预先给母亲写下了挽联：“涕泣对牛衣，廿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如果没有母亲，很难想象体弱、多病、目盲、晚年又膑足，能有如许丰硕的教学与研究成果。
在晚年“体弱、多病、目盲、膑足”的陈寅恪，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85万字巨著《柳如是别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在感慨和景仰之后，我们也依稀看到了唐筼平凡而伟大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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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15－1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
陈寅恪：《寒柳堂记梦·关于寅恪之婚姻》，转引自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432－433页，三联书店，1995
陈流球、陈美延：《陈寅恪诗集·后记》。
{:soso_e120:}耗毕生精力皓首穷经埋头于故纸堆而不知睁眼看世界无助于工业化潮流的废物懒得看上一眼。
这种百无一用的酸腐文人就该被填埋在历史的酱缸里发霉发臭！ 大成至圣魏忠贤 发表于 2012-4-26 22:46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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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 ...
为往圣继绝学！做一名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使子孙不至忘却中华衣冠！也是件有意义的事情 lbxyzd 发表于 2012-4-26 19:34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天涯的历史发明家沙梨熊也是号称 陈寅恪之后最伟大的知识分子
沙粒胸的文章虽有捕风捉影、随意演绎之处，但语言诙谐、文笔生动，倒不失为休闲之读物！ lbxyzd 发表于 2012-4-26 19:34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天涯的历史发明家沙梨熊也是号称 陈寅恪之后最伟大的知识分子
百度贴吧人人都恨雷蒙德，果然是蒙的， 大成至圣魏忠贤 发表于 2012-4-26 22:46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耗毕生精力皓首穷经埋头于故纸堆而不知睁眼看世界无助于工业化潮流的废物懒得看上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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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是九千岁，说话就是有分量。连他这样的牛人都被骂的一无是处，看来李白、杜甫死的太晚了，应该一生下来就死的。 确实是大学者。 loy_20002000 发表于 2012-5-1 16:10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果然是九千岁，说话就是有分量。连他这样的牛人都被骂的一无是处，看来李白、杜甫死的太晚了，应该一生下 ...
反正见名人就喷是性价比很高的方法 本帖最后由 psax 于 2012-5-11 00:58 编辑
要评选全世界活着的最博学的人，理工科会推出盖尔曼（Murray Gell-Mann），凭夸克模型拿了诺贝尔奖，同时深入鸟类学、比较语言学和复杂性研究，是圣菲研究所的创始人
197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菲利普·安德森曾评价他“现存的在广泛的领域里拥有最深刻学问的人”，1979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斯蒂文·温伯格说他“从考古到仙人掌再到非洲约鲁巴人的传说再到发酵学，他懂得都比你多”。 博学？哪里博学了？他懂如何开矿冶铁吗？他懂如何行军操练吗？他懂医学生物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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