臆想的幸福和强迫的痛苦
俺们知道，中西从思想到体制几乎都是截然相反的。俺在《好政府vs坏政府》里谈到过，中国所有的体制努力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好政府”，大一统皇权带来了“官僚体制”（中性用法）的早熟，优先发展出了官员拣选制度——科举，试图通过选拔“好人”当官的方法，通过一个左倾的主张分配职能的体制，来实现“好政府”的目的，这种体制实际成为中国的真正的“凝聚力”，尤其是民心的“希望”所在。
西方恰恰相反，他们长期处于封建制度中，民众对于“贵族体制”只能表示无奈，而只能通过宗教进行制衡，欧洲人的体制努力就是防止“坏政府”的爆发，政府和宗教的制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制衡，宗教间的制衡，政府和皇权的制衡等等等等，甚至还能分出政府军、皇家军队和私人武装的制衡，时至今日，仍然如此。西方人认为，这种制衡体制才是“安全”的，尊崇和捍卫这种体制的政府才值得拥护。
显然，这仍是“地理决定论”（同一气候期，相当的生产力阶段，文明取向受地理的决定性影响）造成的。
中国拥有“足够”支持统一的沿海农耕平原和横贯东西的河流，而西方处于被山脉河流割裂的大半岛地形。平原物产富饶但易攻难守，上遇到强敌无法孤点自守，必须凝聚起来团结呼应作战，而面对气候灾难时，相互周济也比你强我夺更为有利，所以中国很早就具有了“中央集权的组织意识”。皇帝最终成为政教军一体的大集权者，但他也需符合儒教对其的界定的礼、责的要求，也才能被赋予“神圣”的权力，儒教就成为皇权和民权之间的制衡协调者。
欧洲能形成众多城帮国，就是能依托地形进行防御，同时也因不同的气候和地理形成了不同的生产力和文化取向，造成地域间民众的隔阂，当地居民就会“本能”的排斥外来统治（无非是因文化、道德、生产力方式不同而不适），能沟通他们的只有宗教这种“软力量”，尤其是符合其地理特征的宗教——基督教，一种始终和政府不完全合一而加以制衡的宗教思想。同时基督教也给予了欧洲平民一条和平的晋身之路，形成欧洲特色的“政教双轨制”。
对比欧洲中世纪和中国帝制时代，欧洲的统治思想和体制相对中国来说是非常简单幼稚的，因为欧洲封建制本身只对应中国春秋战国的政体而已。实际上，周天子和教皇的地位基本相同，都是直属地有限而象征意义居多，也都得找个拱卫者才行~~开玩笑得说，基督教不过相当于周天子给各诸侯都派个“政委”，或者各诸侯得巫婆神汉们形成了联合体，哈哈哈哈~~中国得地形上，当生产力有了进步，兵器和组织力有了飞跃，势必很早进入统一阶段，而欧洲至今仍克服不了地形及其文化沿革得影响。（参见《俺们大头朝上，他们大头朝下——中西文明比较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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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常看到很多中国人有莫明其妙的“幸福”感，不仅是对于生活态度的“中庸”“现实”的态度，对于行政机构简直有“与生俱来”的信赖感（哪怕对当地的不信赖，对上一级的也会很信赖），俺一旦谈起历史、政治、宗教、军事……，被说成“多事儿”时居多，被说成“博学但无用”时其次，所谓“你想的人家早就想到了”“人家在下一盘大棋”~~俺们也知道，老外们经常为了P大点小事起哄闹事，虽然大多数时候也算“遵纪守法的闹事”，但在很多人看来简直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嘛，中国要是如此，早就“国将不国”了嘛~~
Ok，此时再看题目应该很清晰了吧？也即中国人“莫明其妙”的“幸福”和西方人“莫明其妙”的“痛苦”，往往出于“臆想症”和“强迫症”，表现在对政权的态度则是充分信赖和充分厌恶。
这可能还要从中西宗教的“人性本善”vs“人性本恶”说起。人性本善，就可以挖掘出来，人性本恶，早晚都会爆发，但同时，本善也会变恶，本恶也会向善，现实社会中的人性总是善恶相间。问题往往在于推向极端时，则人事的出发点是善是公，还是恶是私？现实的答案是，“尽为私不能行，尽为公不能恒，私者图利，公需彰名”（别去翻书，这是“蜂子云”，哈哈）。就像俺说过，《皇帝代表谁的利益？》，他其实要代表并巩固全国最广泛的自耕农/中产阶层的利益才行，由此才能获得自己最稳固的权和利（总是有人跟俺纠缠权力和权利的区别，那干脆这么写吧。其实在俺眼力，压根就没有凭空/天赋的权利，只有人群相互赋予）。
实际上，因为皇帝政权本身的政教合一性，科举而来的官员身兼神甫和行政官双重身份。不论是理论上的“体制目的”，还是民心所托，都要求官员们必须是“超人”/“半仙”，不论道德还是能力都需高于常人百姓，所以百姓才会充分信赖，并感到幸福，不去造反作乱，至少会再等等看。
而西方的政教双轨制沿革下，对于官员的道德要求不高，可以“混同于一般群众”，只格外重视“组织能力”而已，反正有一大群监督机构来核查他们，而由此，监督机构的道德要求则格外高，且必须获得独立的制衡权，这些监督机构才寄托着民众的信心。
现在看来，似乎西方的体制更为“实际”和“有效”，不过是某些人“苛责”其“选举成本过高”罢了（难道贪污腐败渎职成本就低了？），并往往被冠以民主的名声~~但其实，民主政治无非就是“行政决策和过程能否体现民众意志”，其根基在于“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民主的经济结构”，实现的方式有很多。
据说，英国人说他们自己和任何一个“民主的”国家举办的奥运会开幕式是不可能超过北京的规模了，那么，难道这些自称“民主的”国家只肯花钱在让自己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规模超过中国吗？！如果USA真的是去“解放”伊拉克，那乌干达、索马里这些更轻而易举的怎么就不顺便解放了呢？美国的“盟友”们很多还是君主世袭制呢~~民意不仅可以“强奸”，而且经常被“误导”，看看《华氏911》、《黑枪文化》、《医疗内幕》就知道了~~只要激发起民众被灌输已久的“强迫性痛苦”就可以了，这对西方人格外“有效”，他们看人看己一律“本恶”嘛~~美国的“政治家”们从来善于描绘出一个“撒旦”，然后“请”“撒旦”出手，自己作悲愤状——捍卫自由吧，美国人！不论美西战争还是珍珠港，直到911都是如此~~
而俺们自己的问题应该是都清楚的了，这种“寄托式管理”的最大恶果就是大量繁殖了“小市民主义的虚无主义者”，一面的对压迫乃至肆无忌惮的羞辱的无可奈何，一面是对公共事物的无动于衷，一面是对雄心大计的讥讽嘲弄，甚至，他们以主动打击你的热情为能事，以自己的小小特权为满足且誓死捍卫（所谓“泛特权”是“极权”的支柱），他们自以为这就叫做“现实”，实际却不过是“坐稳了奴隶”，失去了作为生物本身的勃勃激情，活该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
如果处于一个生产力进步缓慢乃至停滞，对于生产力的能够成熟把控（即道德成熟）的时期，这时采取高度集权的寄托式的管理也算可行的，而处于一个生产力飞快进步的时代，一个道德观变荡的年代，再把自己的命运上缴出去，被套被黑被卖的结局也就明摆着了~~
是的，中国传统政体思想在理论上是好的，实际上也实行了，但往往只限于每朝初期。随着各种资源的垄断的加深，随着新贵阶层的形成，随着裙带关系的纠结，体制目的早已不再是“为人民服务”，更甚，“人民”不再能够拣选“当家人”，而是“官僚”在“拣选”“顺民”，大多数“不明真相的群众”却仍沉浸在“臆想的幸福”的美梦中……只要，“圣上”能表现（注意，仅仅表现一下就ok了）出关注，群众们就觉得自己和圣上心连心了，内心充满了希望，即使事后不能兑现，也是圣上无错小人当道而已~~所以要统治中国，只要多下些“政策”就行了，即使明知很多政策下去后就成了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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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们通过科举解决了如何“拣选”“好人”成为“当家人”的问题，但限于时代，没能解决如何让这些“好人”“保持”“好的作风”的问题，却早早就陷入“臆想的幸福”中睡大觉去了，结果不是被灾民暴洞惊醒，就是被游牧兄弟们的铁蹄惊醒，重新洗牌改朝换代~~
俺们呢？怎么办？
2007年，我还是年少的愤青的时候，论坛里多的也是天朝不好，外国民主才好的内容。大概一个线路就是，天朝的各种不好，是因为文化不行，文化不行是因为没有宗教，没有宗教是因为天朝人是没有信仰的。当时的我也是随时憋着一股火。后来有幸看到蜂带刀的系列文章，才明理平和了很多。他的文章也是在论坛里和人对喷时积累下来的。前天有和他联系上，他说可以随便转。对茶馆里大多数人来说可能不够看，但对新人来说，会有一定的启发。我算得上第一代网民了，经历过网易 乌有 炎黄 天崖 茶馆 豆瓣 西西河 中间很多停掉了的论坛 走，看得多迷茫的也多，也成熟了很多。 好政府vs坏政府
常有西方说法把“政治、政府”说成“坏的、肮脏的”，但中国人却并不这么看，中国人往往是把“从政”当作一种个人理想抱负，当作济世救民的最高方式。这是中西的一个很大区别。这是为什么呢？
很多人知道“政教分离”是美国的“基本国策”之一，更深入些就会知道这是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核心口号之一，但实际上，耶教本身就具有政教分离的基本诉求。
众所周知，耶稣还没“死而复生”时，犹太不过是庞大的罗马下的一小块地方，这个民族虽然和埃及人同源（不列举考证了），但长期因宗教问题受到排斥和被统治状态。在俺看来，耶教的《新约》区别于《旧约》的最大之处就是将犹太教的宗教民族内部的普善性扩展到了所有信教民众内，即由“犹太人可得救”扩展为“信基督可得救”，而“政治目的”就在于联合所有被压迫被统治民众联合制衡罗马政权，求得“解放”。在教义中，就有意把现实政治贬低，而把理想宗教抬高。
但是在君士坦丁大帝（所谓“大帝”，往往是对教会有特殊贡献的帝王）尊耶教为国教后，教会就遇到了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派倾向于原教诣（中性用法）主义，即继续坚持政教分离、制衡和监督政府的态度；一派倾向于借助君王来推行教义，名义上尊君王为宗教最高领袖。前者就成为罗马教廷，即天主教；后者最终到了俄罗斯，即东正教。
俺在一些帖子里反复说过，这其实是“地理选择”的结果。因为欧洲西部多是山地、丘陵，各个地形区面积又基本相当（西班牙、法国、英国、德国地区、意大利地区），各个政权处于制衡状态，所以天主教最终成为联接纽带，并凌驾于各国政权之上；而东欧和俄罗斯地区是大平原，现实政权威力很强，宗教只能借助而无法抗衡。在前者的地区，教会有时甚至会直接取代政府本身，成为地方事务的主导力量，君王登基更需教皇加冕仪式方被民众承认。也就是说，传统的、标志性的欧洲国家都是政府和宗教平行的“双轨制政体”。
由于天主教本身的教义思想，所以民众才会把政治、政府看得比较“黑暗”，但也知道它们是必须存在得“职业”，所以才有了种种制衡政府得思想和制度，这也是因各国民众都信仰天主教，能够团结起来制衡单个国家政权导致的结果。故皇帝、政府和民众才能以信仰本身立约（“自然法”），达成相互责权妥协。
俺们更可以观察到，虽然欧洲国家政府本身往往被贵族垄断，但教会却是相对开放的，具有选举、选拔、举荐等多种机制，实际就把统治权变相的部分的开放给了民众，使得欧洲国家在“政教双轨制”中也能保证相对稳定。
中国却是大大的不同，中国帝制时期就是事实政◎教◎合◎一的。皇帝本身不仅是政权象征，最终还成为政府领袖，他还是儒教的“天”（儒教唯一承认的神秘化信仰），道教的“真人降世”，佛教的“现世佛”，其实还是传统拜天拜祖多神教的最高级神，当儒教成为主流信仰后，实际上国家机器本身也就是儒教教会组织本身了。
西方人可以“忍受”一个“坏政府”，反正可以用宗教来制衡它，用n多制度来防止它“太坏”，但西方人可以接受一个“坏教会”吗？当然不！宗教改革不就是因反教廷腐败爆发的吗？而中国的政权即教权，所以中国人持之以恒的去制造一个“好政权”“好政府”，政治的出发点和目的全是直接“为国为民”的，一旦这个政府变“坏”了，那就会失去信仰力，被推翻。所以中国人才会那么去信仰体制本身，去“发明”科举制，从根源上制造神圣而正义的政府机制，从根源上选拔贤德优秀的人才构成政府本身。
从社会结构中看，西方人简直把“政治”看作“最大的恶”，但又知道不能没有它，所以最终把其完全“职业化”，用社会各种力量去制衡它；而中国的政府则寄托了整个社会的希望，中国的政府就变得“神圣化”了，民众是靠政府来制衡其他社会组织的。当然，事务并非这么“绝对”，西方选举也要考查道德，但要求并非很高，只需具备职业道德即可；而中国官员也要具备职业素质，道德上貌似无需什么要求，其实他们必须具有“神”般的道德，才配获得官职。
中国的地理特征、历史沿革、社会心理等等就要求，中国政府必须是一个“好政府”，它自身要具备充分的完善的道德约束力和机制，民众本身并不愿去承担监督的责任和权利，民众只考量政府行为和自身的境遇，而决定拥护或推翻它，根本不会听取政府的“辩护”。要知道，你只要有了全权，就被赋予了全责，民众只看结果不理会过程。
所以，就出现了本节开头提到的中西差异，西方人在努力控制住“坏政府”，中国人在努力制造“好政府”。这种意识区别，是中西体制区别得源头和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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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因民众需要而存在。 没有什么现成的，也不必幻想那些自上而下的政策能改变什么，想要什么，奔着自己的目标绝尘而去就行了。13亿人口如果需求趋同会是一个灾难。各取所需，各得其所，才会是一个健康的肌体。随着全民素质的提高，政府也必然会越来越规矩的。 柳州将设监察委员会 三大职能12项措施覆盖所有公职人员
2017/12/1 11:14:05 | 编辑：邹悦
（记者 陈虹桥报道）今天（1日）上午，柳州市召开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正式启动此项改革试点工作。在此之前，市委常委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柳州市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该方案将在报送全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审批后实施。
市委书记、市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组长郑俊康在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全市各级党委和纪委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觉悟，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确保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得到不折不扣落实。
根据党中央的部署，柳州市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目标任务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完成市、县两级监察委员会的组建工作，明年1月20日前依法产生监察委员会，选举或任命监察委员会的组成成员。
二是建立党统一领导的反腐败机构，地方监察委员会要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监察委员会的领导下紧紧围绕惩治腐败履行职责、开展工作。
三是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通过设立监察委员会整合监察局和检察院反贪、反渎、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力量，解决职能交叉和重叠的问题。
四是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全覆盖，扩大监察范围，对党和国家机关的公务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单位的人员、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以及其他依法履行公职人员的全面监督。
根据相关规定，监察委员会主要有三项职能：
一是维护宪法、法律法规的权威。
二是依法监察公职人员行使公权力的情况，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
三是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三项职责，按照管理权限对本地区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实施监察。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法律授权决定，授予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12项调查措施，即：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对需要采取技术调查、限制出境等措施的应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按照规定交由有关机关执行。要全面试行各种调查措施，重点探索以留置取代“两规”措施。
然并卵 zfxsir 发表于 2017-12-2 00:26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2007年，我还是年少的愤青的时候，论坛里多的也是天朝不好，外国民主才好的内容。大概一个线路就是，天朝的 ...
苦难的日子，别再来了……
写下这几个字，史蒂芬·福斯特（Stephen Foster）的那首歌就开始在脑子里肆无忌惮地回旋。
这是1986年初，我却想起了“肮脏的三十年代”（DirtyThirties）。很多年前，有一位议员就是这样定义那阴沉黯淡的十年的。我们将在本书中读到他的回忆。
……
穆勒是三十年代的一个小农户。那个爱荷华人是八十年代的一个小农户。他们之间虽然隔了半个世纪，但导致他们穷途末路的原因是一样的：还不起钱。
自大萧条以来，还没有个体农场主经受过这样的艰难与绝望。数以万计的人越来越消沉，正品尝着愤怒的葡萄。如果政府不施以援手，他们只能从别人那里寻求帮助。因此，他们身边从来少不了骗子的身影。
……
他们也看到了挤得无法动弹的货车车厢。这些新的流浪者来自“铁锈带”、废弃的农场以及破产的小店铺。其中许多人曾投票给里根，因为“他让我们感觉不错”。现在，他们感觉不那么好，但很少有人怪到总统头上。他们讨厌被称作“失败者”，但现在别人就是这样叫他们的。在三十年代（至少回想起来是这样），他们被称作“受害者”。如果说当时和现在之间存在什么主要的差别，那就是在语言上。当时，在失意者面前，意气风发的人言语中透着不安，现在则是些微的蔑视。
……
现在的报纸又在报道股市上又一个破纪录的日子。财经专栏欢欣鼓舞：“经济即将上交一份上佳的成绩单，让其他一切都只称得上‘平庸’。今年将比许多经济学家（其中一些在华尔街上班）愿意承认的要好上许多。”
西德尼·J.温伯格（Sidney J.Weinberg）回忆起1929年10月29日那天，惊愕地吹了声口哨：“那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华尔街的人也普遍觉得困惑。他们并不比其他人知道得多。他们觉得会宣布点儿什么。”我不忍心问他谁来宣布点儿什么，是埃米尔·库埃（Emile Coué），是上帝，还是罗杰·巴布森（Roger Babson）？温伯格是高盛的高级合伙人，同时还是总统顾问。
……
一位年轻姑娘的祖父母曾向她讲过大萧条时候的事情，她说：“对我来说就像童话故事一样，有点儿像睡前讲的那种故事。”
吸取了教训？就像那个站在法官面前的醉汉，当被问道是否承认有罪，他的答复就是：保持缄默。我们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但在回忆中可能是最穷的。也许过去一个时代的幸存者的记忆可以用来提醒他人或者他们自己。
本帖最后由 zfxsir 于 2017-12-3 21:49 编辑
感谢葡萄对本贴的关注！:victory:
监察委员会 不知与现有的纪委是什么关系。 纪委功能的补充 ？替代？或许是制衡。以我的认知来说我更希望他是一种补充，而不是制衡。
让我联想到了几年前在一家家装公司上班，完成一个家装项目里面实际参与的是业务员 、设计师、 监理与施工的工程队长。 工程是外包给工程队长施工， 监理 、设计师、 业务员 都承担质量监督的责任。监理是每天都要去现场，设计师、业务员按进度关键节点去现场，去了要拍照录入管理系统并进行文字说明。还有客服部，检查录入内容并回访客户。按正常来说，加上客户已经有五个人在质量监督了，质量应该不会出问题。但是小问题不出，一出就是严重的质量问题。老总没法，就只能经常带着各个责任部门的主管随机的去抽查现场，即时发现问题就直接返工，对相关人员处罚。一段时间后，有所好转，为了持续就成立了一个监察部，直属老总，每天的工作就是各个工地巡检。每星期公司大会上直接前汇报工作内容。 在私下吃饭的时候，老总经常又会提起，谁又对监察监督呢？？？
一个新的监督部门出现意味着原有监督部门能力的不足或职能缺失
zfxsir 发表于 2017-12-3 21:28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感谢葡萄对本贴的关注！
监察委员会 不知与现有的纪委是什么关系。 纪委功能的补充 ？替代？或 ...
这是我看到第一条有关监察委试点的新闻，新事物看看才能知道到底是什么已经成效如何，其他还是看看再说。 zfxsir 发表于 2017-12-3 21:28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感谢葡萄对本贴的关注！
监察委员会 不知与现有的纪委是什么关系。 纪委功能的补充 ？替代？或 ...
部门只会越来越多，事情还是那样的运转 皇帝是谁家的？
皇帝当然是“皇家”的了，但这个话题并非这么简单，实际上，这个题目想说的是：
皇帝代表了谁的利益？他是谁的“代言人”？
写这个帖子是因在抬杠时，一个网友提到，“皇帝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俺不能同意这个说法，或者说，这种政治课本上的说法也许仅仅适用于欧洲（俺当年学的政治课本理论恰恰是源于欧洲的，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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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世纪是“标准的”“封建制”，国王（注意，欧洲国王大多数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贵族/领主、平民形成的是一种“契约关系”而非绝对的统治权，贵族/领主享有属地内的军政权（当然，欧洲各国的情况不一，但大体如是）。欧洲国王的权力是“有限”的，国王的法定地位来自契约本身，而契约是来自生产力和“地情”（指地理因素造成的人文情况）百来年磨合，反应了社会各阶层的制衡妥协状况。（所谓“地理决定论”。）
欧洲在中世纪的社会各阶层是垄断、世袭、专制的，一个平民很难有机会跃升为贵族/领主（除非骑士的年代），而中国不仅提供了几百年洗牌一次的机会，宋明更用科举来和平的打通阶层，欧洲的贵族神圣血统论其实远比中国更为顽固，皇帝当然更多要考虑贵族/领主的利益，因为他要靠贵族/领主们去统治国家的。
同时，这就造成，欧洲中世纪的“平民起义”是比较少的，因为地理分割、民情区别，很难形成全国起义，更难形成全欧洲起义，那么“起义军”就很容易被各地贵族和国王的军队扑杀，欧洲多通过贵族联姻和政治暗杀之类玩贵族间权力勾结划分的政治游戏。所以就算贵族们联合反对一个国王，也往往由于微妙的国内（贵族间的权力分割）和国际政治局势（外部干涉非常容易），为了维持自己属地内的统治威权，并不杀国王而修改“契约”/《宪法》。欧洲、中国、日本的封建制时代其实都如此，不是吗？中国的权臣喜欢“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来消灭异己，同时改变一些律令，但不到时机成熟或万不得已，是不会杀掉皇帝的。
但中国帝制时期的情况绝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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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以几个连成一片的农耕平原为基础的，占据了东亚大陆所有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域的国家，这就让得“中原”者能够谋“天下”，个别山地或划江为界虽可勉强防御一段时间，但终不能和获得了强大资源得中央政权抗衡，皇帝就拥有了绝对得统治权，虽有封王封侯，但只有“采邑”，而无该地的军政教权，和欧洲对应，此为“标准的”“帝制”。中国的封建制在秦汉（七国之乱以后）就正式结束了，而西欧的帝制只在近代有短短的一刹那。
其实，俺们之所以对政体划分有所误区，主要原因是以下层民众的境遇来划分的，其实应加入上层统治者威权合并看待，并比较整个政体结构，才更为精确。也即，封建：君主/天子——领主/诸侯——自由民——奴隶；帝制：皇帝——官僚——平民。
皇帝理论上拥有全国的土地所有权、生命权、财产权，实际上，中国非常接近：“皇帝之下，人人平等”。只有极少数皇帝的亲/堂兄弟和少数大臣同时拥有“世袭的特权”，而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处境有时比寻常百姓还要危险，因为皇帝怕别人扯上他们造反，往往寻找罪名除掉这些潜在的竞争对手。这就是让很多西方学者比较晕的“扁平的社会结构”，而非西方“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虽然有“三教九流”之说，但那多是指“职业”，而大多数职业是可以更换的，同时一个大家族往往就是“三教九流”的大杂烩嘛~~
皇帝究竟是谁的代表，是谁的代言人，其实就是看他的政权究竟建立在谁的身上，后者们也就会拥有事实的“参政权”。倒过来说，看谁在中国拥有参政权，那皇帝就是谁的代表。
这下简单了，众所周知，中国自秦就是靠“官僚体制”（不做贬义，中性用法）进行统治的，那么，皇帝就是官僚的代表，代言人了吗？非也。官僚体制的代言人其实是“宰相”，他才是政府的领袖，并且也是有任期而非世袭的，很多皇帝还有杀官僚的嗜好，治官重于治民更是重要国策之一。这下似乎又糊涂了……
翻翻老帐，皇帝又叫做“天子”，就是说，他代表了“天”的神圣权力，好比欧洲的教皇一般，而他又需是合乎“民意”的，就是说，在权力结构上，他是作为“目的正义”的“化身”来把握政府的“程序正义”的“导向”的。
皇帝要实现出“目的正义”（顺天承运，导范万民），则要靠代表“形式正义”的“政府行为”来体现，官僚们将最终把握则事实的执政权和参政权，观察中国官僚之构成，才可知这个政权的立足点究竟为谁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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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执政的是天子和诸侯（对下），参政的是诸侯（对上）和门客；
秦统一后，秦王变成了秦始皇，秦王的门客变成国家的大臣；
汉将参政权扩大，采用地方举荐制，但很快演变为门阀氏族之间的政治游戏；
曹魏有九品中正制，虽然粗率，但有了中央统一选拔的考核雏形；
隋代科举萌芽，唐代科举发展，平民子弟和氏族子弟渐能分庭抗礼，并大量吸收少数民族中的人才，遂成盛事；
宋明两代科举规范化、标准化，科举对出身限制很小，朝堂之上大多为平民出身。
皇帝先是诸侯的代表，然后成为门阀氏族的代表，之后是各民族氏族的代表，终成国民国家之代表，名义执政权是皇帝的，实际执政、参政、议政权是大多数国民的，皇帝主要起权衡和应急的职责。
当然满清大大不同，满清皇帝先是后金部落酋长，后才是中国皇帝，一旦这个次序搞反，他（光绪）就混不下去了~~但俺在《宪政的“危害”》里说过了，加强皇帝的威权，也是当时不得不的办法。
很多人欢迎美国的“民主”政体，但不要忘记，美国三权分立的一方——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是终身制的，是由历任总统任命的；美国握有决定权的参议院其实是个“贵族院”，参议员往往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因为美国立宪先贤们认为，必须用稳定、保守和变化、激进来制衡。
限于中国当时的生产技术水平和辽阔的面积，出于中国统一的文化和相当的生产力水平，只能出现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而皇帝世袭制被接受并维护，更多是出于对政权交替时战乱的担心。中国人早就认为，只要体制正义能够足够健全，皇帝谁来当是无所谓的。所以中国人持之以恒的要塑造一个“好政府”，表现为用尽可能完美的体制选拔尽可能完美的“好人”来当“官”，这便是普遍民心指向。而欧洲处于政教双轨制，政权和教权相互制衡，在欧洲割裂的地形上，民众受基督教影响，他们总是担心出现“坏政府”，而要塑造“好教会”，所以他们的体制努力就是尽可能限制政府权力，并加以多方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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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中国皇帝的绝非“地主阶级的代表”这么可以简单定论的。因为很多朝代的很多政策都是为了阻止土地兼并，防止出现与中央朝廷竞争的组织。换言之，皇帝对于地主是利用而非特意维护的，没有西方千年世袭贵族领主制的障碍，中国地主和农民之间也是可以比较容易的相互转换的。
只有把政权的根基建立在广泛的民众利益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国家的稳定。而在帝制中国，则通过几乎最大限度开放参政权，来实现这个目的。
西欧的近代“革命”，建立在生产力的层次跃进上，又来源于其特殊地理造成的内部契约制和经济的国际性。对于中国来说，不仅涉及新生产力的普及，也涉及地理造成的经济结构（内外贸比例、私人和国家贸易比例）问题，乃至影响到国家机器的职责界定上。（民主的基础条件之一就是民众的生产力和意识的相当，政治民主需要民众的民主的意识和民主的经济结构来保障。）那么，中国的“民主”过程和模式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必然和欧美不同。
其实，古代中国平民的政治权力远比欧洲为高，即使现代国人，更关心的也并非谁来当“领导”（选举权），而是看哪个“领导”不顺眼能不能让他滚蛋（弹劾权）~~
在扩大民主范围和权力的同时，如何保持“国家组织力”？如何变“权术下的平衡”为“法制上的制衡”？就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重要课题。
但如果试图重回血统论、变相门阀氏族制、变相世袭制、变相部族殖民统治之类，那就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了，就会失去政权的基础，如果还要与民争利、不能保持统治清誉的话，那就自我摧毁了国民的希望，失去了政权的重要意识基础，那岂不是连满清都不如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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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转回来说，皇帝要体现万民的利益，而万民里就包括地主、自耕农和佃户。其实对于皇帝自身的威权来说，他恨不得全民都是“小自耕农”才好管理，所以每朝初期往往有“平均地权”、“官方收授田”的制度，但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政府渐不能有效管理，“摊丁入亩”（人头税变土地税）不仅更为有效合理，实际也就承认了土地的事实私有化，换言之，就是土地的私人世袭化。
在稳定的农业社会，土地是一切的根本，不仅农村地主，官僚和商人也会大量置办土地，遇天灾和通货膨胀，自耕农就渐成佃户，官府税收就要通过地主来实现，就不得不倾向“地主阶级”的利益。虽然官僚集团仍会不断加入来自自耕农甚至佃户的新鲜血液，但把持政权的高层官僚逐渐成为大地主本身（整体印象，而非针对个人），由于关系网深远紧密，皇帝也不得不对他们一再妥协。
这就产生了中国帝制时代的一个重要的体制缺陷，死气沉沉的高层官僚和生气勃勃的基层官吏形成鲜明的对比，官做的越大，就越堕落了体制理想，成了权术的手腕，无非是因为两者实际代表了不同的“阶级利益”。
Ok，俺们就得出了又一个有点匪夷所思的结论，高级官僚才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代言人。如何剥离官僚与资源的联系，即避免“以权谋私”，则是中国集权政体需要面对的一贯考验，否则就会形成严重的社会阶层对立、国家组织割裂，于民于国于皇帝都绝非好事。
谢谢看完！
本帖最后由 skywalker007 于 2017-12-6 18:07 编辑
个人观点：
这个世界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好政府”和“坏政府”，其实对权威部门，最重要的原则是权责对等。有多大权力就负多大责任。
如果硬要分个好坏，也简单，有权力，但不承担责任的政府就是坏政府，有权力，但是也承担相应责任的就是好政府。
可以讲，中国古代封建帝制算得上是好政府，因为皇帝享受无限权威，天下都是你家的，你一个命令就能让任何一个人身首异处，但同时承担无限责任，既然天下都是你家的，天下人都是你的子民，那么天底下所有的事情，不论大小，你都得管。理论上讲，一个农夫家里丢了只鸡都是可以找皇帝解决的。
对腐败，也要换个角度，腐败，从本质上讲是权力变现，或者说，只要政府职能部门有权力，里面的相关人员就会有把权力变现的动机，简单点讲，就是你想要腐败，也要手上有权才有。中国这些年来进步不小，政府有权威，执行力强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与权威与执行力强相伴生的就是可怕的腐败。换个角度，如果政府部门手上没有权威，那么腐败自然就很少甚至没有，但是政府没有权威，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且迟早会沦为某些人的工具，美国政府权力小，腐败也少，但是最终政府部门变成了资本家的工具。等于说，政府的权力从政府手上转移到有钱人资本家甚至相关社会团体（黑社会黑手党）手上去了，权力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转移到不同的人手里罢了，不论什么人，只要有了权力，就有将权力变现的可能性。政府滥用权力导致腐败，有钱人资本家滥用权力相关社会团体（黑社会黑手党）滥用权力导致政治社会经济问题，本质上没什么不一样的。
far8008 发表于 2017-12-4 09:05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部门只会越来越多，事情还是那样的运转
这句话：建立党统一领导的反腐败机构，地方监察委员会要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监察委员会的领导。 这是第一次明确专业反腐部门是受党委的领导，而不受同级地方行政部门的领导，而以前的什么反贪局 检察院 法院啥的都是属于政府行政部门，受地方干扰很大，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 刚刚读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抚卷想笑又想哭 zfxsir 发表于 2017-12-3 21:28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感谢葡萄对本贴的关注！
监察委员会 不知与现有的纪委是什么关系。 纪委功能的补充 ？替代？或 ...
我认为，这个应该说是纪委的完善。
纪委是党的机构，他只能管党。所以在对政府的监管上，只能管政府中的党员。非党员是不能管的。比如双规，这个是党纪，对于非党员的政府官员，是不能双规的。
监委是政府机关。从党的机构变为政府机关，从而使得政府里面的非党员全部纳入监管范围。所以说，是全覆盖。但是相对的，政府机关必须完全按照法律行为，类似双规这种党内措施，可能就不能搞了，不知道会用什么合法的方法代替。 怡沫清泉 发表于 2017-12-4 10:23
这句话：建立党统一领导的反腐败机构，地方监察委员会要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监察委员会的领导。 这是第一次 ...
对监察委不是太乐观，毛主席说能跳出历史周期律，就是民主，靠人民来监督，他老人家晚年发动的那场运动应该也是这个原因吧，但监察委的设置貌似没有人民啥事。靠党内监督，只能会更加集权或者说是独，裁。记得在斯巴达前，从表哥开始，什么房叔，房姐的开始了一波网络反腐，几乎一天一个，那时候都是夹着尾巴做人，怕被网络曝光，现在网络反腐已经销声匿迹了，代替的是纪委来查四风。信息时代要想坐反都难，分分钟灭了你，是否也是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方法呢？但就没有民心向背了吗？会被会让统治集团更加肆无惮忌？ candyhoo 发表于 2017-12-4 19:35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对监察委不是太乐观，毛主席说能跳出历史周期律，就是民主，靠人民来监督，他老人家晚年发动的那场运动应 ...
同意你的观点。 就看怎么赋予人民的监督权了，记得葡萄大哥说过人民参与监督是本次改革的一个点。如果不能让群众监督，那你说的情况就是必然的了。 这种差异能够落在中西民众的思维不同这个这个着眼点上。
于是引出两个问题，思维的本质是什么？思维是如何形成？
我觉得，思维的本质就是把N个点连接在一起，反映在现实中就是把N个现实碎片拼在一起。不同的思维方式具有着不同的连接规则。比如唯物论和唯心论就是两个不同连接规则。
对于思维的形成，我只能认识到思维形成是对连接规则认可。至于怎么形成各自不同连接规则的，需要的知识点太多，目前无法归纳出答案，但是不同的规则肯定是来源于不同的需求。 本帖最后由 乌鸦 于 2017-12-4 21:26 编辑
1949年9月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在县市以上各级政府设人民监察机关。
1949.10.19中央人民委员会成立政府院人民监察委员会，随后县以上地方分别成立。
1954年9月，人大通过政府院改国务院，国务院设立监察部，不在设立人民监察委员会。
（注：监察委员会和监察部的职能范围发生变化，可去查询）
1959年4月，国家管理体制改革，撤销监察部。
1986年12月人大设立监察部，1987年6月，监察部正式成立。（相关职能可查）
1993年1月，中央、国务院决定中纪委与监察委合署办公。
2017年11月监察法征求意见。确立监察委员会是最高国家监察机关。各级设立监察委员会。
职能：监察委员会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
目前纪委和监察委员会的区别，监委会是上面的职能。而纪委是党务方面，即使没有违法犯罪，只要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则就属于纪委的。
党性和职务工作，两个不同方向。 监委会和纪委合署办公。他们的共同领导是党委。
本帖最后由 zfxsir 于 2017-12-4 22:48 编辑
当我第一时间知道监察委的新闻时，想到的是明朝，想要类比一下，但其实说什么也只能算是臆测。foursea 和乌鸦解释的监察委职能，还是符合当下，我是愿意去相信的。
网络反腐和人民监督，可操作性太小了。从之前的例子来看，至少我是觉得敝大于利。 foursea 发表于 2017-12-4 12:09
我认为，这个应该说是纪委的完善。
纪委是党的机构，他只能管党。所以在对政府的监管上，只能管政府中 ...
用“留置”替代“双规”，十九大报告里有。 “小农主义”辩
很多人包括著名的史学家，都指责中国帝制时代的“小农主义”——“分散化、平庸化”的国策。很多老外，则对中国难以积累（以实现“资本主义”）和扁平化（一人之下的万民）的社会架构迷惑不解。本次俺就来解释“小农主义”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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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帝制时代能够保持大致上的统一，不仅仅是靠武力的，需要一系列的技术和意识手段为基础，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防止“兼并”，土地的、人力的、贸易的……各类资源都要防止除了朝廷之外的垄断，以致构成事实割据。只要都是一盘散沙难以组织化，政府直属的即使占整个资源的比例很小，也就制服其中任何一股而随意处置了。
这可以被理解成“统治的需要”，即所谓“极权”，但中国道德普遍排斥大地主、大商人和军阀也是显然的，因为要么就会面临双重盘剥，要么就会酿成地区战乱，对百姓而言确实也没啥好处。
中国传统道德普遍倾向“小地主、小商人和上、中农”这个中等略偏下的阶层，排斥“无产者”或者“大资本者”，前者往往被冠以“流”“氓”，后者则说“为富不仁”，且“反贼”多是两者勾结产生~~
“小地主——中农”这个阶层，其实也就是农业时代的“中产阶级”。众所周知，中产阶级的稳步扩大并保持稳定致富，就是社会局面稳定的基石，因为税赋多由他们承担，技术革新多由他们创造，知识传播和社会舆论也多由他们主导。这里并非要贬低“无产阶级”，但自身的技术水平、资本实力就限制了社会能力，没有一点可资证明，也就不足以服众。
在《皇帝是谁家的？》/《皇帝代表谁的利益？》里俺说过，皇帝需代表万民，代表国家，才能获得崇高而稳定的极权。而这万民之中，则以“小地主——中农”阶层最为稳定，最易依靠，所以朝代初期的国策，往往是扶植自耕农（有自己的土地，但土地面积不超过当时自家负荷，一般无“长工”，农忙可能需雇“短工”），打击大地主，安抚贫农，只不过到了朝代中期以后因各种原因力有不逮罢了~~
也就是说，中国帝制时代，上下大多数民众都希望是“一个明君领导一国自耕农”（建国前后还说：30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呢~~）的结构，并非后世谬传的“将皇权建立在大地主阶级身上”，那除非是春秋战国时的封建制，这些“大地主”还得拥有地区兵权和政权，而“极权领导下的无产者”的结构显然不够稳定，也让人往“国家农奴”处联想，奴隶显然没啥积极性可言嘛~~
就各个朝代的演变过程看，推翻旧王朝，要依靠无产者，并需要激进的小知识分子的参与；但要坐稳王朝，就要依靠自耕农，并汇通天下人才；一旦政权被大资本者阶层垄断，离亡国就不远喽~~这其中一个误区还在于，也许无产者的政权会过于“平均主义”，可能造成社会停滞的话，那大资本者一旦获得政权而没有制衡，那只能回到奴隶社会，而非“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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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政权意识倾向“中产阶级”是“道德导向”，实际上，道德本身就是“管理生产力的工具”（——蜂带刀），道德实际生产、经济、地情（地理下的民情）等的凝练。一个能称之为“传统的”道德体系，必然也符合各种现代的生产、经济理论，更甚，如果理论不符合道德，那就是有重大缺陷的，或者是抛除其他环境因素的“纯理论模型”。
从生产上看，中产阶级有积极性也有技术，可以说不论生产本身还是技术革新几乎都是他们整出来的，但因他们无法应对持续的灾害和自卫，也就更迫切的需要一个统一的垮地域的组织——政府来肩负调剂和保卫的职能。当然，中产们缺乏实力去大规模生产，但一是农业时代没有机械化，二是一些规模生产（比如盐、铁、奢侈品、货币等）也都由国家垄断进行了。
从经济上看，中产阶级不仅是主要参与者，并且可以抑制通货膨胀的发生，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虽然大型资本运作可以让数字在账面上打滚，但“经济实力”就会因此增长吗？最终只好用通货膨胀来弥补数字货币和商品实物之间的空档，而自然灾害和通货膨胀是造成小自耕农破产变成佃户乃至流民的主要原因。对于平民来说，由自由民变成了半奴隶，所受剥削加剧；对于国家来说，阶层矛盾加剧，税收下降，局势动荡。
可能有朋友认为俺过于抬高了“中产阶级”，但玩经济一流的美国的持续发展阶段，就是“中产阶级的时代”，通过反垄断和国家福利抑制上下两层的，形成纺锤形的社会结构，才一次次理智的渡过危机，用一次次小的“改朝”终于耗来了苏联大的“换代”。失去制衡后的美国，中产阶级萎缩，成了频繁的对外霸权战争和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个大资本者占据绝对优势的社会，社会发展也会停滞，因为他们会专注于以资本运作为基础的规模生产和货币手段来盘剥下层，而无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他们最希望的莫过于除他之外都是奴隶。奴隶嘛，最多是“施舍”而已，不饿死就行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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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说了。
谢谢看完！
最温柔的强奸终究还是强奸，最温情的奴役终究还是奴役，只要你清醒着，或者认识到，就会感受到那无言的悲哀苦楚，人们或沉迷，或麻醉，或转移，或逃避。奴役着的当下阶级社会，人生问道，就是寻求自我能坦坦荡荡超越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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