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四回复）
杨振宁（三）西南联大的研究生
获得学士学位后，杨振宁继续留校读取硕士学位。在本科时期他曾听过留英归来的王竹溪教授做的学术报告，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于是研究生时期就选择跟随王竹溪研究超晶格相变问题。这又把杨振宁带入了统计力学的邻域。据杨振宁2005年在上海交大的演讲里表示的，他统计了一下自己一生所发表的论文，其中三分之二的文章跟对称有关，三分之一的文章跟统计力学有关。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杨振宁、黄昆和张守廉被并称为西南联大物理系三大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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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右），张守廉（中）和黄昆（左），于1992年6月1日重逢，在参加周培源先生九十大寿庆祝晚宴前，三位老友的合影
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的黄昆，经曾任联大物理系教员的葛庭燧先生介绍，到西南联大任助教，后又成为吴大猷教授的研究生（1942-44）。当时西南联大研究生的补助金无法维持基本生活，必须寻找额外教学职位来增加收入。杨武之的朋友徐继祖先生是昆明昆华中学校长。他安排黄昆、杨振宁、张守廉三个人分享昆华中学的一个教员职位，并提供一间住房给他们三人合住（当年初来昆明的杨振宁，也是在昆华中学读了一学期的高二。）。昆华中学距离西南联大差不多三公里，他们白天通常在大学校园里上课、吃饭、上图书馆，晚上才回到房间睡觉。因为大学校园内不供应开水，他们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饭后回宿舍前，花一到两个小时在茶馆里喝茶。后来，他们泡茶馆的主要目的已不是为了喝茶，更是为了交流各种想法。
杨振宁在在一篇为祝贺黄昆70寿辰而撰写的题为“现代物理和热情的友谊”的文章中回忆道：“从那些辩论当中，我记得黄昆是一位公平的辩论者。他没有坑陷他的对手的习惯。我还记得他有一个趋向，那就是往往把他的见解推向极端。很多年后，回想起那时的情景，我发现他的这种趋向在他的物理研究中似乎完全不存在。”，“我们无休止地辩论着物理里面的种种题目。记得有一次，我们所争论的题目是关于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准确意义，这是哥本哈根学派的一个重大而微妙的贡献。那天，从开始喝茶辩论到晚上回到昆华中学。关了电灯，上了床以后，辩论仍然没有停止。我现在已经记不得那天晚上争论的确切细节了，也不记得谁持什么观点，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三人最后都从床上爬起来点亮了蜡烛，翻着海森伯（Werner K.Heisenberg）的《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来调解我们的辩论。”
而黄昆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谈到西南联大时期与杨振宁的交往时说：“跟他讨论问题，我觉得在当时对我有很大的好处。对他来讲，我觉得好处是少一点，因为毕竟他的天赋更高一些。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那儿吵，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完全平等的。”
关于这二位，还有一则八卦，是由何兆武老先生提供的：“我看见物理系比我们高一班的两位才子，杨振宁和黄昆，正在那里高谈阔论。黄昆问：‘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的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而且直到现在印象都很深。”
张守廉(Sheldon S. L. Chang)在1945年赴美，前往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求学, 1952年在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开始执教，1958年拿到终身教职（Tenure)，后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ony Brook Universit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执教直到1980年退休。
1943年的春天，他们三个人觉得每天在大学和昆华中学两地间奔波很不方便（某揣测经济问题也有所好转？亦或研究工作更繁忙起来？），便放弃了昆华中学的工作，各自搬进大学的研究生宿舍。
1944年22岁的杨振宁硕士毕业，在杨振宁的1983年出版的《选集与后记》中，关于１９４５年发表在美国《化学物理杂志》(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 第１３卷上的“A Generalization of the Quasi-Chemical Method in the Statistical Theory of Superlattices”一文写了一篇后记，这个后记的第一段话是：“１９４２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取得理学士学位后，做了该校的研究生。为了准备硕士论文，研究的是统计力学，导师是王竹溪教授。他在３０年代曾到英国师事福勒（Ralph H. Fowler，某按）。王先生把我引进了物理的这一领域，此后，它一直是我感兴趣的一门学科。‘超晶格’一文是我的硕士论文的一部分。” 某看到文章全文中，作者仅有杨振宁一人(C.N.Yang)，王竹溪教授并不是作者，但是，在全文最后有这样一段话：“In conclusion the author wishes to express his thanks to Professor J. S. Wang for valuable criticism and advice. (最后，作者对王竹溪教授的意见和建议表示感谢。)” 可能当时的物理文章发表的规矩就是这样的? 类似的情况在杨振宁的做博士论文时所发的文章也是这样的，那篇文章1948年发表在《物理学综述》（the Physical Review）74卷上，题目是 “On the Angular Distribution in Nuclear Reactions and Coincidence Measurements”，作者也仅有杨振宁一人，文章最后写到“The author wishes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Professor E. Teller for invaluable discussions and advice.”。
1933年起，清华在当时教育部的指示下，开始举办清华留美考试（也称庚款留学考试），1944年，22岁的杨振宁硕士以68.71的考试成绩总平均分，考取了第六届（也是最后一届）留美公费生。由于从之前的1935年起，为了“彻底了解国情及需要”，录取的留美公费生出国前，还需要在国内各相当机关考察或实习半年到一年。杨振宁在等待出国的这一年里，做了西南联大附中的教师。
杨振宁同时教高中二年级和高中一年级的数学课，所教内容为《范氏大代数》（应为美国数学教育家，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数学教授Henry Burchard Fine所著的A College Algebra, 大代数当为大学代数简称，某按）。高二的学生中，有一位陕西米脂籍的小姑娘名叫杜致礼 :loveliness:。教课之余，他也潜心阅读泡利（Wolfgang E. Pauli, 194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对场论(Field Theory)的综述文章。
1945年初，距离美日开战已有三年多，盟军已开始进攻菲律宾。杨振宁等知悉“各处录取之英美研究生及实习生等，有已出国者，有即启程者”，而他们这一批的行期依旧未定，不禁心急如焚。6月12日，张建侯、曹建猷、杨振宁等16名同学就出国问题向梅贻琦校长联名送上《呈请书》，要求联大指派专员办理出国手续，并要求对船位、费用、服装等问题作出答复。经过多方争取，杨振宁等终于在1945年8月动身，乘飞机到印度加尔各答(Calcutta)，等了两个月，终于等到了运兵船上的床位。于是，经地中海、红海和直布罗陀海峡……最后于1945年11月下旬到达了美国。
杨振宁1998年3月17日于《文汇报》上发表《父亲和我》一文中写道：“清晨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我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是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迸发，竟不能自已。” （现代我们这一辈留学生，在机场出关时的心情，也能和那时代的前辈相通吧 :handshake。）
父子这一别，就是12年。分别之时，父是联大的教授，子是刚毕业的联大研究生；日内瓦再聚首时，父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活了八年，并从复旦病休在家，子仍持有中华民国护照，在普林斯顿大学当上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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