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期政治斗争中一个特有意思且极其微妙的事件
本帖最后由 lbxyzd2 于 2014-7-15 09:29 编辑我认为，这件事件对于南宋初期，秦桧掌权之后对内发动“绍兴党禁”彻底清洗主战派，对外则引导南宋签订屈辱性的《绍兴和议》这一连串事件背后的南宋中枢内部的权力博弈背景是一个极其微妙的注脚
南宋殿前司是皇帝身边最重要的亲卫军，一般是南宋皇帝委派绝对亲信绝对掌控在手的最重要的部队，其调遣程序十分严格，皇帝对其掌握十分牢固。但是这样一支部队却发生了一件极其惊悚的事件：殿前司将领辛力，居然被当时的政府首脑，丞相秦桧一纸调令，就可以直接率领殿前司所属部队到江西平定农民起义，而这个调兵行动，居然是完全绕开了宋高宗赵构和殿前司的首领杨存中，两人居然对这次调令毫不知情，这就类似与总理李克强绕开了中央军委，在军委毫不知情的状态下直接调派8341部队对外进行军事行动。这件事情明确地表明，作为赵构这个皇帝最重要的身边亲卫部队，居然被政府首脑秦桧给掌控在手上了，赵构和杨存中对这只亲卫部队的控制力完全被架空！而更奇怪的事情是，后来赵构之所以得知这件事情，居然是当时还在东宫的太子，即后来的宋孝宗向他通风报信的，连皇帝赵构都不知道亲卫军调遣的事情，而身在东宫的太子却可以事先获知这一情报！而且当时的宋孝宗，历史上对他的太子生涯评价基本上是一致的：人畜无害小白兔。但是这件事情，却明确显示出，这个太子在当时的权力斗争格局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极不简单的，他肯定发挥着一些虽然不为人知，但是对后来的政治格局发展甚至是相关的历史趋势发展都有过不容忽视的作用。而更奇特的是，在这次事件之后，秦桧怨恨太子，所以故意扣掉了太子的工资，结果作为皇帝的宋高宗居然无法否定秦桧的决定，只好自掏腰包为太子补齐工资，这背后反映出来的，是史书上有迹可循，但根本没有任何明确记载的南宋内部一系列围绕军权，政权的内部复杂的权力斗争以及权力格局的演化，这一系列的权力博弈过程虽然缺乏史料明确的记录，但是显然对于当时的南宋内部政治局面的演变，对外的宋金关系处理，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中国历史发展都发挥着极其重大的作用！
由此其实可以看到，读史书，了解历史，最重要的秘诀其实就是“细节存在于魔鬼中”。了解真正的历史发展进程，最关键的地方恰恰是在于必须要注意这些细微之处，绝对不能只求一个大概，否则，往往得出的结论和认识绝对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绝对是与真实的历史背道而驰的。这往往也是网上各种公知可以通过一句真话夹带半句假话，从而创作出各种似是而非段子歪曲事实，从而误导外界对真实历史认识的关键之处！
楼主下面呢？:lol 有这么挖坑的吗:curse: 赤脚医生 发表于 2014-7-15 08:35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有这么挖坑的吗
论坛网络有问题，已恢复
显然看的资料不够，宋高宗如果如此饭桶，早就见阎王了。不过双簧而已，测试下面人的。算是初级班引蛇出洞吧。何忠礼《宋代政治史》对这段历史解释还不错。 如果这是事实，那么非常不正常，高宗绝对不敢在这种事情上开玩笑般地搞什么双簧，关键是此例一开，皇帝立成傀儡。难道秦桧当时真的掌握了这么大的权利？ 二毛 发表于 2014-7-15 10:33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显然看的资料不够，宋高宗如果如此饭桶，早就见阎王了。不过双簧而已，测试下面人的。算是初级班引蛇出 ...
只要认真看过宋史就知道，宋高宗虽说人不蠢，但是绝对是个大饭桶。他能够维持住半壁江山靠的是他极其幸运也是极其罕有地拥有了一批忠心耿耿文武才干足以建立一个新王朝的下属班底为他打工，这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而南宋最终却落得个偏安一隅的下场就是因为宋高宗这个饭桶在绍兴北伐之后明明是宋强金弱的形势下却主动采取投降路线，对外向金国屈膝投降，对内大肆清洗抗战派，把这帮在历史上都是极其罕有的，极其有才干而且忠心耿耿的手下全清洗干净了 农民家的狗 发表于 2014-7-15 11:33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如果这是事实，那么非常不正常，高宗绝对不敢在这种事情上开玩笑般地搞什么双簧，关键是此例一开，皇帝立成 ...
近日，复旦大学历史系知名讲师姜鹏老师在《东方早报》发表了名为《让岳飞回归历史》的历史评论，从岳飞问题出发，对当前中国宋史学界提出了一些批评。姜老师为何突然提起岳飞问题，我想一方面可能与最近播出的大型古装武侠玄幻偶像剧《精忠岳飞》有关，另一方面，也许和姜老师曾经在微博上就岳飞问题参与过争论有关：在那次争论中，姜老师持的就是岳飞“有罪”论。对姜老师文中的观点，笔者作为一名业余宋史爱好者，倒也想斗胆讲点僭越的话，敬请方家指正。
在《让岳飞回归历史》一文中，姜老师首先指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清人钱彩编写的通俗小说《说岳全传》被改写后冠以《岳飞传》之名印行，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很多读者把该书虚构情节奉为信史。笔者对此也深有体会，如《说岳》中牛皋被描写为一名类似程咬金的搞笑福将、岳云使用双锤、岳母刺“精忠报国”四字等，皆与正史有所出入，而这些话题在民间则是为人津津乐道。接下来，姜鹏老师举了两位老前辈、宋史研究的泰山北斗邓广铭先生和徐规先生的的几个研究案例，都是针对岳飞之孙岳珂所编《鄂王行实编年》中一些争议记载的探讨。在立下演义戏说和岳珂两个靶子后，姜老师疾呼：“在向社会大众普及客观、历史的岳飞形象这件事上，迄今为止仍然是失败的”，“（民族主义的）价值预设，最终妨碍了学者有力地将神格化的岳飞拉回到历史轨道上来”。姜老师言及于此，已经暗中表露了自己的判断——岳飞不当被称赞，赵构和秦桧不当被批判。在最后，姜老师的观点表达得更加清楚：南宋应当选择和议（即“势力均衡、不得不和”）；对南宋政权而言，秦桧有功（即“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单从道德观点论功过”）；岳飞对南宋国防有威胁（即日本学者寺地遵的“南宋军队国家化”，寺地遵先生认为绍兴和议前收三大将兵权并将南宋正规军冠以御前军的名号，完成了“家军体制”到“御前军体制”的“国家化”转变；该种转变与求和政策无关，是南宋政权重建的应然选择；兵权归于统一，使南宋具备对金作战的实力，金人很大程度上也因此选择和议）。这些观点所编织的历史图景，即是姜老师认为应当回归的“真相”。
实事求是地说，姜老师此文确实指出了当前宋史研究的一些不足。比如，姜老师盛赞日本学者寺地遵的《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称其尽管在文献运用上有疏漏，但提供了一个研究南宋的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可以提供有价值的史学研究的方向。纵观建国后的宋史研究，像邓广铭、王曾瑜、漆侠、邓小南等宋史名家，在史料掌握与应用的“硬功夫”上非常深厚，研究成果也可谓丰厚，但在像提出如“唐宋变革论（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内藤湖南）”这样的大的研究理论框架方面，可能还是有所欠缺的。
然而，《让岳飞回归历史》一文的中心论点，即“当前史学界关于岳飞的评价‘偏离历史’”，笔者觉得是应当商榷的。同时，姜老师认为这种偏离正是学术不前的原因，笔者亦难以认同。姜老师一直在谈“不能预设立场”，这无疑是正确的。依照笔者粗陋的见解，要消除或尽量减少预设立场的影响，做到“回归历史”，唯一的途径就是掌握足够多的史料（包括文字、文物等），同时拥有娴熟的运用分析史料的能力，去伪存真，并能逻辑自洽地做出一些适度的推论，在这个基础上，由具体到抽象，再去谈历史观念的问题，否则便会依赖思辨而忽视史料，走上自由心证之路，这样研究历史就犹如建造空中楼阁罢了。傅斯年先生倡导“史学即是史料学”，陈垣先生注重“史源学实习”，在今天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萧公权先生在《问学谏往录》里回忆说：“二十多年前草写《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时候，我所看见康氏的著作不过是现在所看见中的一小半。他的思想，我既不能有全面的认识，也不曾作深入的剖析。因此我的论断不免有舛误的地方。例如我说：‘康氏以立宪为保皇之手段，故其所号召者为假民权。托孔子以为变法之口实，故其所号召者为假维新。’多看他的著作，细研他的思想之后，我发现这个论断几乎与真相恰相反背。现在我认为这两句话可以改为‘康氏以保皇为立宪之手段，其所号召者为渐进之真民主。谓孔子为改制之圣人，其所企求者实为制度与思想之一体维新’。”需要指出，对于史料与理性的双重局限性，王曾瑜先生曾有“治史应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之语，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遗憾的是，谎言的境界是在九句真话中掺杂一句假话。尽管姜老师谦虚地自称“从事宋史研究时日尚浅”，但却粗暴地认为，“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立场预设，可能正是两宋之际政治史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障碍。”姜老师的逻辑链条很明显：赞美岳飞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妨碍学术进步——应该否定岳飞。实际上，姜老师自己不知不觉预设了一个反岳飞的立场，以走出“赞美岳飞是民族主义”的第一步，而他文中所说的种种，实际和“让岳飞回归历史”这样一个中心诉求是南辕北辙。姜老师文中反对岳飞最核心的论点，就是“能战始能和，宋、金都无法彻底消灭对方，是和议的前提”，言下之意即“岳飞这种死板的主战派应该被南北均势的历史潮流所淘汰”的一种近似宿命论的观点。
“宋、金都无法彻底消灭对方，是和议的前提”，即从社会物质基础考量南宋军事张力的界限，其无力消灭金朝。笔者承认，从军事上讲，岳家军能否真的直捣黄龙府尚存在争议，这需从双方的动员组织、后勤装备、将领指挥、士兵素质并结合军事地理等多方面分析，这个问题如要深究，还是大有文章可做的。但宋金之间的首要问题，是要“彻底消灭对方”吗？答案是否定的。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是，宋金之间的首要问题，是金人借故入侵，推行民族屠杀、民族压迫和民族征服的问题，是女真人在北方霸占耕地、剃发易服的问题，是宋人要收复北方国土，收复首都的问题。宋人收复故土的努力，北方汉族捍卫民族平等和尊严的斗争，与要彻底灭亡金朝不可混同。
那么这种收复故土的预期又如何？从北宋的灭亡的过程可以看出，金军的胜利是一系列军事冒险行动的结果，其悬军深入，根本不具备武力占领开封的能力，事实上当时河北、河东大多数州县“皆为朝廷所固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而金军大肆屠杀无辜的平民（如《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六《靖康遗录》：“杀人如割麻，其臭数百里。”、《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之一四载金军所到之处“良田沃土，悉为茂草”)；对治下的其他各族人民强制要求改变发型和服饰（如《大金吊伐录》下《枢密院告谕两路指挥》：“今随处既归本朝，宜同风俗，亦仰削去头发，短巾左衽。敢有违犯，即是犹怀旧国，当正典刑。”）；在华北沿行奴隶制（如《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八《燕云录》：“军兵虏获南人，视人立价卖之。”）。种种倒行逆施，激起了北方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的奋起反抗。为设置缓冲地带，金朝统治者在北宋故地设立傀儡政权以进行间接统治，同时以淫刑毒政镇压南人、强制移民“实内”（如《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八载金军克开封后“押工役三千家北归”）、大规模强占南人耕地（如《金史·李石传》：“山东、河南军民交恶，争田不绝。”）。赵构任河北兵马大元帅时，即无心勤王，在登上帝位后，又迅速罢免主战的宰相李纲，一厢情愿地对金遣使求和。其时宗泽经营开封，广泛联络河北与河东的抗金义军，连挫金军，但赵构却对宗泽领导下的中原义军武装心存疑虑，甚至视马括领导的五马山义军为心头大患。终于，中原一度形势大好的局面在宗泽死后四分五裂，原来抗金的义军被分化瓦解，逐渐沦落为群盗。而接任宗泽的杜充惧怕与金作战，一弃开封，再失建康，江北领土由此全部陷入金人之手。建炎初年政策失当造成五分之二的国土损失，远远超过靖康之难时丢失的两河十多个府、州、军。正如李纲所言，“自建炎以来，为和议所误，专务退避，国势日蹙，主威日消，失天下者半”（《梁溪全集》卷九四）。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先后为宗泽、杜充部将的岳飞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复建康，克襄阳，平杨幺，后又三度北伐，与其他抗金军民和官员一起扭转了战争局势。其中最后一次绍兴十年(1140年)的北伐，逼迫兀术（完颜宗弼）逃出开封退回北方，实际上收复故都东京（这一点在《金史·完颜宗弼传》中得到旁证：“宗弼由黎阳趋汴，右监军撒离喝出河中趋陕西。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完颜兀术初至开封，是在岳飞北伐前的五月十三日，“孔彦舟下汴”，既在岳飞北伐之后，为重新占领；《金史·孔彦舟传》亦有提及）。同时岳飞在战斗中不但能联络河北、河东金国占领区的各地义军配合作战，更派出梁兴、赵云、李宝等有过正规军作战经验的将领去领导敌占区的抗金活动。在最后一次北伐中，金占区的义军配合岳家军进攻晋西北、东平府、大名府等地，同时梁兴率军渡过黄河，骚扰河东敌后地区。这一方面体现了岳飞超越时代的现代敌后抗战、全民抗战的理念，另一方面也表明金人在宋人故土尚未得人心。除了中原战场之外，金军聂儿孛堇部在两淮、完颜撒离喝部在川陕的战况最多只能说是陷入僵持，在金军最重要的有生力量即兀术统帅的十万以上的机动部队连续遭到刘锜、岳飞所部的沉痛打击之时，很难说有扭转中原局势的可能，况且此时南宋在淮西与临安还有张俊与杨存中超过十万人的预备队没有投入战场，西夏与蒙古也在金人背后与其处于不安定的状态（如在前一年即1139年，西夏攻拔府州（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约同年蒙古也于海岭大败金军万户湖沙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三、《大金国志校正》卷一○《熙宗孝成皇帝二》））。然而在这种起码说宋朝占据上风、可以收复相当失地（实际上在正规军与北地义军的共同努力下，撤军前原北宋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四京在此次北伐中全部收复。关于大名府，由《金史·仆散忠义传》中“攻冀州，先登，攻大名府，以本部兵力战”之句已透露出北方义军当时占据冀州、大名府等地的实情）的良好局面下，赵构、秦桧为首的一方却力主退兵求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一载，至来年即1141年，金军再次进犯，吴璘率部在剡家湾取得大捷，而宋廷一心求和，绕过川陕宣抚使胡世将直接命令吴璘撤退），并主动割地，缴纳贡品，甚至奉表称臣于金，完全丧失国格。
而在和议达成后，南宋的财政与百姓的生活因和平而根本改善了吗？答案仍然是否定的。从财政上看，在议和前南宋政府的财政虽然较为紧张，但尚能满足军需供给，实现暂时、表面的收支平衡；而在议和后，统治集团更加肆无忌惮地追求物欲享受，赋入基本维持战时水平，而皇室、冗官开支增加，军费开支亦削减不力，且相当比例的财政收入用于封桩备战，和议后的收支依然是大致维系表面平衡，财政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反而为以后进一步恶化埋下祸根（可参看汪圣铎先生《两宋财政史》）。据王曾瑜先生在《宋朝军制初探》统计，绍兴十年北伐时南宋正规军总数约36万，其中属川陕宣抚司的约为9到10万，东南诸军约26万。川陕大军在和议后至绍兴末年编制变化幅度不大，而东南大军在和议后的绍兴十二年（1142年）虽一度裁至不足22万，但之后新编军队的数目反而更多：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突破25万，而在绍兴三十年（1160年），这一数字为惊人的31万以上（《宋史.兵志七》）。而绍兴和议中割让前线领土，也造成隐性的财政损失，如北宋时期的淮南以“土壤膏沃”、“廛里饶富”著称（《宋史·地理志四》），但在成为军事前沿后，因战争的破坏、潜在战争的威胁及南宋弹性防御的战略姿态，社会再生产难以维系。绍兴二年（1132年），淮南东路提点刑狱兼营田副使王实对当地农业生产的荒废情况做了一番调查统计：“被旨措置营田，劝诱人户或召募军兵请射布种，今相度：先将根括到江都天长县未种水田一万六千九百六十九顷，陆田一万三千五百六十六顷，分拨诸军，趁时耕种”（《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之九）；而直到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据淮东安抚使司陈报，淮南东路真州、扬州、通州、泰州、楚州、滁州、高邮军、盱眙军的“系官荒田”和“在户未耕荒田”，总共还有三万五千一百二十四万顷（《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二一） 。古代农业社会，粮食价格是百价之基，于社会民生关系极大，如庄绰在《鸡肋编》卷上记载“金人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景定建康志》卷四八《吕颐浩传》载南宋初“江浙等路连年失耕，又苦水旱，米价翔踊，每斗一贯至两贯”，生产严重破坏下米价之高可见一斑。据程民生先生在《宋代物价研究》中的研究数据，在北宋时期米价长期比较平稳的淮南，在进入南宋后米价急剧上升，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淮南米价最低的地方，其米价与宋哲宗元佑六年(1091年)遭受自然灾害时的高粮价相比，也高出64％。而在京西南路庇护下的荆湖北路则是另一番景象：北宋前期，荆湖北路土旷人稀，米价长期低廉，但在北宋后期曾每斗超过200文；进入南宋后由于人口流动、盗匪四起，生产遭到破坏，米价也长期在100文以上，在岳飞收复荆襄、平定洞庭后，两湖地区生产得以恢复，在议和前夕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和十二年，荆湖北路连续两年取得大丰收，使粮价降到每斗100文以下。更为可悲的是，统治者常在口头上故作宽仁要涵养民力，实为“遮藏讳避而暗取之”，“别立名色以取之州郡”（《文献通考》卷一九、卷二四），如赵构在和议第二年即下诏命诸路常平司卖官田时要租佃人“增租三分，如不愿增者，许人划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七），秦桧也借经界法指示诸路“暗增民税七八”，以致“民力重困，饿死者众”（《文献通考》卷五、《宋史·食货志上二》），而预借赋税的弊政也未随着和平而中止：“预借之税，今尚未免，且预借之弊，折纳太重，近于重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五）。而地方窘于征调的巨大压力，也“于常赋之外，别立名色，以取之百姓”（《文献通考》卷二四），法外横敛愈演愈烈，遂有“合零就整钱，如绵一钱令纳一两，绢一寸令纳一尺之类，是正税一分，阴取其九”、“官收一岁之租，而人输两倍之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四、卷一七○），民众的负担空前沉重。更有甚者，秦桧对灾情、疫情、兵变等“隐而不奏，有闻言者，必罪之”（《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中兴姓氏录》）。尽管统治者极力粉饰太平，文丐们也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但百姓们却私下评论说“自秦太师讲和，民间一日不如一日”（胡铨：《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而自岳飞平定杨幺后东南本已平息的民变也开始死灰复燃。
所以说，无论从军事政治的角度，还是从财政民生的角度，绍兴和议都很难说是国家战略的上策。而对于金国，军事上屡遭失利的兀术，能在开国宿将凋零殆尽、统治集团内斗激烈、治下各族反抗风起云涌、外部与多方处于战事的不利局面下，通过外交手段取得重大胜利，无怪乎《金史·完颜宗弼传》对其持极高评价——“时无宗弼,金之国势亦曰殆哉！”
同时，姜老师极为推崇寺地遵先生，而寺地遵先生“南宋军队国家化”的理论常被人借以攻击岳飞：出于国家转变岳家军私人性质的需要，出于岳飞抗拒这种“军队国家化”而导致南宋国防力量减弱的可能性，岳飞必死。我们不妨先观察和议后南宋的国防状态。绍兴和议后，秦桧在金人的支持下成为终身宰相，在和平时期亦是身兼东西二府长官，并通过进一步的操纵台谏、清洗政敌、勾结内侍，控制内外两朝，开宋权臣之先例。其实，早在第一次宋金和议时，秦桧便打算趁机“撤武备，尽夺诸将兵权”，但参知政事李光以“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备不可撤”为由坚决反对，遂作罢（《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一五、《宋史·李光传》），而到（第二次）绍兴和议时，随着主要政敌或死或贬，朝中已难有人能对抗秦桧；在收三大将兵权后，秦桧为进一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将韩世忠旧部的精锐背嵬军调往临安“以防兵变”、排挤甚至毒害原岳飞部将如牛皋、分拆并裁撤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以外的正规军，并逐步将尚存的宿将如刘锜、王德、李显忠等闲废，转而“任将帅，必选驽才”，这些驽才“皆贪污，士气不振”、“不治兵而治财，刻剥之政行，而附摩之恩绝；市井之习成，而训练之法坏。二十年间，披坚执锐之士，化为行商坐贾者，不知其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九、卷一五四注引《林泉野记》、卷一八九）。如此一来，南宋国防实力受到严重损失。事实上，南宋一些有见识的士大夫如刘洪道、梁汝嘉、石公揆、罗璧等就对收兵权提出了激烈批评，指出该项政策“顿弛武备，罔意边防”、是“奸谋”（《南宋文范》卷一五石公揆《弹秦桧第二章》、《罗氏识遗》卷二《三大处置》）。这种环境腐化下的军队，在约二十年后遭遇完颜亮南侵时，尽管数目上比绍兴议和前并未减少，但战斗力已经大打折扣，宋军也在两淮主战场一败涂地，幸得水军在采石和胶西取胜，才挽回局势。孝宗时大臣李椿在战后感叹：“昔年岳飞一军，纪律最严，隐然如长城，今乃无异于诸路厢、禁军矣”（《历代名臣奏议》卷九六）。岳家军尚且如此，其他诸军的战力如何可想而知。秦桧甚至将手触及杨存中的殿前司军。据《宋史·孝宗本纪一》，“（绍兴）二十四年，衢州盗起，秦桧遣殿前司将官辛立将千人捕之，不以闻。帝入侍言之，高宗大惊。明日，以问桧，桧谓不足烦圣虑，故不敢闻，俟朝夕盗平则奏矣。”这说明，尽管赵构安排亲信杨存中掌管与自己关系最为紧密的殿前司军，但秦桧有能力绕过杨存中直接调动这支军队。所谓的”军队国家化”，在赵构的无能与秦桧的金人靠山下，演变为自毁长城与“军队秦桧化”。赵构也许不曾想到，当初求和以图偷安，最终使得秦桧“挟虏势以邀君”，以至秦桧死后，赵构对杨存中有“朕今日始免得这膝裤中带匕首！”之语（《朱子语类》卷一三一）。
可以进一步说，“南宋军队国家化”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家军”本身并非统军体制，收兵权与和求也是密不可分。《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中记载“今日之兵，分隶张俊者则曰：张家军；分隶岳飞者则曰：岳家军；分隶杨沂中者则曰：杨家军；分隶韩世忠者则曰：韩家军”，结合杨存中所部殿前司军的性质，可见岳、韩、张三位“第二次杯酒释兵权”的主角所部和杨部一样，称呼“某家军”仅仅是一种习惯，实际上包括三衙军在内的各正规军，本质都是屯驻大兵体系下的国家军队。在“军队国家化”基础上，收三大将的兵权、罢东南三宣抚司、增设淮东、淮西、湖广三总领所等一系列措施分散了屯驻大兵统兵官的权力、加强了中央尤其是秦桧集团对军队的控制，但这与其推行的求和政策密切相关。结合整个南宋历史，初期南北战事紧张时以吴玠、韩世忠、张俊、岳飞等大将任宣抚使节制各屯驻大兵并委以一定的人事权，中后期更开始出现赵方这样“合官民兵为一体，通制总司为一家”（《宋史·赵方传》）的独揽一个大军区的军、民、财大权的方面大员，开禧北伐后恢复的以文臣出任安抚使、处置使的地方统军体制中也有孟珙等以武将担当大任的特例。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南北局势的起起伏伏，专制帝王虽然有永恒不变的集权渴求，但面对强敌在侧的现实，根据对外策略对地方大军区首脑的各项权力采取或收或放的策略才为常态：战，各大军区则可一定限度内便宜从事、专责统帅；和，则尽量维持“以文驭武”的人事安排与大军区各项权力的分散制衡。再单独从军需供给角度考察，岳家军根本上还是由东南中央财政供给所需。《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一之四五记载，“（绍兴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诏令户部郎官霍蠡前去鄂州置司，专一总领岳飞军钱粮”，而到一年后的“（绍兴）七年十月十七日，诏薛弼、霍蠡同共总领措置五路应干财赋，仍常留一员在鄂州本司拘催本军合得钱粮，应副支用。以中书门下省言：‘霍蠡总领岳飞军钱粮，二广、荆湖、江西五路钱物浩瀚，恐有失陷留滞，合差官措置拘催。’故有是命”。我们看到，岳家军的后勤钱粮来自二广、荆湖、江西五路的广大地区，由政府划拨运输到岳家军驻地鄂州，交付总领财赋官、户部郎官霍蠡拘收后供给岳家军使用，而此过程由中央的宰相机构中书门下全程监督。实际上，南宋初年设置总领财赋官的目的，一方面是因对金战争，财赋需求孔急，因此派出中央大员至地方，加强对财赋的征收与规划；另一方面，各路监司分立，与财赋有关者，如转运使与提举常平公事，事权不一，故派中央大员以临之，更可收统一事权之效（雷家圣：《南宋高宗收兵权与总领所的设置》）。尽管我们注意到岳飞所部拥有盈利性经营项目，但需要指出的是，军队拥有盈利性经营项目在宋代是从开国至灭亡都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当时有专门的名目叫“回易、回图”（李洪：《宋代军队回易述论》）。在所谓“军队国家化”早已完成的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南宋军队依旧是“今有伐山为薪炭，聚木为牌筏，行商坐贾，开酒坊，解质库，名为赡军回易”（《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三），再向后到宋宁宗开禧年间更是“诸军皆有回易，以至邸店、酒息皆有宽剩”（曹彦约：《昌谷集》卷一○）。由此可见，岳家军有盈利性经营项目根本只是同时代的正常现象，与所谓南宋需要进行“军队国家化”以完善财政体系了无干涉。而和议后，中央临时派遣总领财赋官的措施正式转为设立总领所的制度，以总领所负责除行都附近外各屯驻大兵的供给，但该转变却进一步缩减了户部财权：总领所表明上隶属于户部，然而其岁入岁出并不计入户部财计，自己有管理支配上的机动权，而户部却无权随意调动按规定归隶于总领所的财赋（汪圣铎：《两宋财政史》），而且我们在下文将看到，总领所的设立与对主战派的政治迫害密切相关。诚然，当时舆论也有对某些统军大将跋扈作风的批评，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九所载绍兴八年（1138年）左宣义郎王之道的政论文字中有“今天下之权，不在庙堂，而在诸将。诸将拥重兵，据要地，偃蹇自肆”之句，但观其前后文，王之道之言是为力证宋金“不可和”，指出“倘从金盟而不与诸将议，使金诚和，犹恐自疑而至于溃败，万一挟诈，是使诸将得以有词而不出兵矣”，言辞有所夸张，而且拥兵自重、贪权恋财、养敌玩寇这样的罪名，用在刘光世、张俊之流才为恰当。而在中央收兵权时并未遭到来自岳飞的多少阻力，且后来抓捕岳飞时，岳飞也早已不掌兵权，根本构不成什么对抗“军队国家化”的威胁。可见“南宋军队国家化”与“岳飞因抗拒军队国家化而死”，都是站不住脚的。
其实，我们可以参看寺地遵先生本人在《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对于赵构、秦桧推行求和政策背后深层次原因的分析：“南宋政权已然放弃防卫民族整体的自我角色定位……这是站在江南在地士人的立场，认识到肃军和兵力一元化才能减轻东南民力负担。”对于“减轻东南民力负担”，笔者难以完全认同，但这不妨碍寺地遵先生深刻地指出赵构、秦桧求和政策的本质——出于背叛与懦弱，放弃民族全体性，放弃对沦陷区同胞民众的责任，苟且偷安，实为投降。绍兴和议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秦桧“南自南，北自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九》）的分裂理念，产生了恶劣的影响。这种人员归属准则，早在建炎元年（1127年），完颜希尹就在与南宋的国“书中索河东、北人之在南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而在建炎三年（1129年），金军攻克扬州后，也“揭榜于扬州市西北人愿还者听之西北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一直到第一次宋金和议后的绍兴十年，金人又“且索河东、北之士民在南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四）。至绍兴和议时，应兀术要求，南宋方面在回复金朝的《誓表》中答应“淮北、京西、陕西、河北自来流移在南之人，经官陈理愿归乡者，更不禁约。其自燕以北人，见行节次遣发。今后上国捕亡之人，无敢容隐；寸土匹夫，无敢侵掠其；或叛亡之人，入上国之境者，不得进兵袭逐，但移文收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二），当年（1141年），兀术就“以书来索北人之在南者”，对此，宋廷便着手将“海州、泗州、涟水在南百姓”“根刷发过淮北”，并“遣还濠州、楚州、昭信、盱眙等县户口，又许根刷应江南商贾隔在淮北者”，第二年又“许所索陕西、河南人次第而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三、卷一四五），绍兴十四年（1144年）宋廷再次“命州县根刷前后归朝人发还金国”，其后更是“命尽发前后所得大金、契丹及归朝人五万，还于大金”（《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三、卷二二○《中兴姓氏录》）。《宋史·胡铨传》也记录当时情形，并作了尖锐批评：“绍兴之和，首议决不与归正人，口血未干，尽变前议。凡归正之人一切遣还，如程师回、赵良嗣等聚族数百，几为萧墙忧。今必尽索归正之人，与之则反侧生变，不与则虏决不肯但已。夫反侧则肘腋之变深，虏决不肯但已，则必别起衅端，猝有逆亮之谋，不知何以待之。”需要指出，“南自南，北自北”并不是绝对的，包括赵构自己在内的宗室及南宋重要文臣武将并不在遣返之列，受负面影响最多的还是原籍北方的普通百姓和出身低微的军人、官吏，以“自愿”之名被朝廷遗弃，使北方忠义之人，甚为心寒。尽管金朝也遣返了如洪皓等少数南方籍官员，但“昔金既限淮，官属皆吴人，留不遣，盖虑知其虚实也”（《宋史·洪皓传》），像宇文虚中这样留仕金朝的南人并未被送回，反而是金朝向南宋要求将他的家属移交北方（《金史·宇文虚中传》）。这种使国家丧失大义名分的政策，一方面使投降派达成“阴谋内弱军势,绝后来归降之心”的企图（《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中兴姓氏录》）；另一方面，尽管孝宗时有官员指出“中原归正人源源不绝，纳之则东南力不能给，否则绝向化之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此种政策似有减轻东南民力负担之意，但实际上在和议之后南宋民生如何，前文已有论述。而和议后沦陷区的人民，自金废除伪齐（1137年末）而对所占宋土采取直接统治后，与女真贵族集团的矛盾也在加剧。尽管金朝首先从制度文化层面上有民族融合的趋势，但即便是号称“小尧舜”的一代明君金世宗完颜雍，出于时代和阶级局限性，也推行以女真族为本位、逆历史潮流的民族政策，激化了女真族和汉族矛盾，北宋故地的汉人反抗层出不穷。在金朝的民族歧视政策下，契丹、奚族的反抗如移剌窝斡起义、耶律德寿起义也是声势浩大，蒙古边患也日益加剧。至金朝后期，百年来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最激烈、最集中的爆发产生了席卷华北的红袄军反金运动，直接摧毁着金朝腹地的统治，而东北地区契丹人耶律留哥领导的反抗也将金朝政权的后路截断（可参看漆侠先生主编的《辽宋西夏金通史·政治军事卷》与《辽宋西夏金通史·社会经济卷》）。基于以上论述，无论从功利还是义理的角度，谁站在人民一边，已经一目了然了。如果说“民族英雄”的称号给人以“预设民族主义立场”的“把柄”，那么我们不妨称岳飞为那个时代的人民英雄！
关于岳飞的死因，我们应该放在一个更宽的视野下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与《宋史》等史料都记载了在岳飞被害前，依秦桧预谋，由韩世忠旧部胡纺出面，诬告韩世忠亲校耿著的事情，这里引用王曾瑜先生《尽忠报国——岳飞新传》里的叙述：
胡纺原先因奉承韩世忠，“奴事”韩世忠的“亲校”耿著等人，步步高升。他后来又见风使舵，趋附秦桧，绍兴八年、九年韩世忠袭击金使的计划，便是由他出面告密的。三大帅罢兵权后。胡纺依照秦桧的发纵指示，出首控告昔日“奴事”的对象，说耿著自“行在”临安府回楚州后，散布流言蜚语，“二枢密来楚州，必分世忠之军”，“吕祉之戒，不可不虑”，“鼓惑众听”，并且“图叛逆”，“谋还世忠掌兵柄”。秦桧下令逮捕耿著，以酷刑逼供，企图由此牵连韩世忠。
当张俊和岳飞离开临安府前，秦桧曾在政事堂布置使命，示意岳飞“以罗织之说，伪托以上意”，并且假惺惺地说：“且备反侧！”耿直的岳飞明了秦桧的用心后，便严词回绝，说“世忠归朝，则楚州之军，即朝廷之军也”。“公相命飞以自卫，果何为者？若使飞捃摭同列之私，尤非所望于公相者”。
秦桧受岳飞责备后，气得脸上变色。岳飞出使后，方得知耿著的冤狱。他说：“吾与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以不辜被罪，吾为负世忠！”岳飞连忙写信，告知韩世忠。韩世忠接信后，大吃一惊，立即求见宋高宗，大哭大吵一场，“投地自明”。宋高宗本来就无意于杀害这位苗刘之变的救驾功臣，便召见秦桧，示意不得株连韩世忠。于是，这件冤狱便以耿著“杖脊”和“刺配”了结。
陷害韩世忠的这种伎俩，后来几乎原封不动地用在岳飞身上：由原岳飞部下王俊诬告张宪“谋反并企图威逼朝廷将军权交还岳飞”（据王曾瑜先生推断，当时新任湖广总领的秦桧党羽林大声亦参与诬告，林大声到任后物色了王俊这样的败类，并将诬告状送至张俊枢密行府处）；而这一置人于死地的招数最后甚至被秦桧用在曾经的“亲密战友”张俊身上，但最终赵构保张俊无谋反之事，同时借机“批准”张俊退闲。可以明显看出的是，岳飞援救韩世忠的行为，等于是与秦桧公开翻脸，最终将秦桧对主战派的愤怒转移到自己身上。同时，另一起政治事件也值得注意。绍兴十二年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病卒后，宋廷以文臣郑刚中担任川陕宣抚副使（川陕宣抚司后改四川宣抚司）。川蜀自吴玠之后，素以文臣统兵，按所谓“以文驭武”的祖宗家法，并不存在收兵权的问题。郑刚中在仕途上初得秦桧赏识，但其素来反对议和政策，逐渐与秦桧转向对立。绍兴十五年（1145年），宋廷设立四川总领所，以宗室赵不弃出任总领。赵不弃到四川后，访郑“刚中阴事言于（秦）桧”，“欲加以罪”，即其真正的政治任务是以罗织罪名对郑刚中进行政治迫害（《宋史·郑刚中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四）。不久郑刚中果以所谓“事或专行，服用往往逾制”的罪名被罢黜，远贬外地，“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桂阳监居住，“明年，责授濠州团练副使，复州安置。仍兴狱于九江，连逮甚众，吹毛百端，无所得，竟以嫁怨朝廷为名，坐之，移封州安置”（何耕：《宋故资政殿学士郑公墓志铭》）。最终，郑刚中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病卒于封州。
事实上，绍兴和议前后，秦桧（与赵构）疯狂迫害抗战派乃至一切政治上潜在敌人，如打击胡铨、李光、赵鼎、王庶，毒死坚持抗金的将领邵隆，直至秦桧病危前仍计划逼迫赵鼎之子赵汾自诬与张浚、胡寅等五十三人“谋大逆”；同时采取高压政策压制民间抗金舆论，严禁私史，而特务机关皇城司的逻卒“遍布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宋史·秦桧传》），一些告讦之徒“辄发亲戚箱箧私书，讼于朝廷，遂兴大狱，因得美官”（《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五二），文禁之多滥，监察之严密，打击之深广，为中国古代所罕见。特别的，需要注意到被打击的对象中，如张浚、李光、胡铨、胡寅、陈刚中、刘子羽、薛徵言、胡舜陟、郑刚中等皆为南人，反而秦桧的党羽也有如郑亿年、王次翁、万俟卨、韩肖胄这样的北人，所以将这场政治运动及理解为秦桧为首的南人集团对北人集团的清洗是片面的，是未能抓住根本矛盾所在的。由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岳飞是死于秦桧（与赵构）为首投降派的政治谋杀。岳飞与张宪、岳云的被害，岳飞的亲人、幕僚、部将和企图营救岳飞者所遭到的迫害，及秦桧一党歪曲篡改国史、藏匿或销毁和岳飞相关的朝廷和军中文书的行径，一起构成当时最大最惨的冤狱。岳飞的悲剧，是时代悲剧的集中体现。
岳飞冤案的司法过程，可参看戴建国先生《宋代法制初探》中《关于岳飞冤狱问题的几点看法》一文与王曾瑜先生《尽忠报国——岳飞新传》相关章节，两位先生观点有相异处，读者可自行考量，这里不再详述。至于害死岳飞的元凶，邓广铭先生持“秦桧元凶论”，王曾瑜先生持“赵构元凶论”，笔者个人倾向邓广铭先生的看法，但无论如何，赵构、秦桧都负有责任，应该是可以达成的共识。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姜老师隐约持有一种“岳飞在南宋初年的将领中并不算那么出类拔萃”的观点，笔者对此是不认同的。关于岳飞与韩世忠、刘锜等其他将领的比较，王曾瑜先生在《尽忠报国——岳飞新传》已有详叙，笔者主要就军事才能方面做一些补充。在治军方面，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打掳”的严明军纪，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少见的；岳飞同样重视对军队的思想教育，“临戎誓众，言及国家之祸，涕流气塞，士卒皆欷觑听命”、“与将校语，必勉之以忠孝，教之以节义”（《金陀续编》卷二一）；而岳飞本人以廉洁自律，虽然为了增加军队的收入以减轻国家经济负担，像其他部队一样进行屯田与回易，但所得收入都能用于正途，保证了军队的供给与士气。与之相对比，如刘光世，当时全军五万二千多人，竟“以八千人为回易”，而所得多以自肥，“尝语人，以陶朱公自比”(《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但“士卒一月之粮，或阙其半”，至有“健儿不如乞儿”的民谣，严重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一、《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五四）。刘光世所部最终在“淮西之变”时中以数万之众投降伪齐做了伪军，其直接原因虽为郦琼和王德不和及宋廷措置失当，但刘部军纪涣散、士气低落、缺乏保家卫民的思想教育则是兵变规模如此之巨的深层原因。在临阵战术方面，岳飞讲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其指挥步兵、骑兵与水战都具有杰出的战绩。特别的，宋人杨简在《慈湖遗书》卷一六《论兵》所载一件小事很有深意：“岳飞用兵，有胜而无败。闻其欲有所举也，必尽召诸统制官，环坐饮食之，而与之谋。先谋夫敌之所以败我者，至於六、七，备谋，详虑，竭智，共攻而终于无败也，乃行。故飞每战无败。”从中不仅可以看出岳家军上下和睦的关系，也体现了岳飞对作战计划的重视。李德·哈特在《战略论》记录了十八世纪梅里波斯的参谋长包尔色特将军的一句话：“任何一种战争计划，都必须包含几个作战方案，须要经过周密慎重的思考，要使几个方案当中总有一个能够保证夺取胜利。”举世公认的伟大军事家拿破仑曾认真研究过包尔色特的军事理论，并提出“作战计划应该有两个方案”的名言。身于十二世纪的岳飞，即能够有意识的贯彻这一作战指导思想，再次体现其超越时代之处。在战略思想方面，岳飞继承和发展了自五代以来的弹性防御体系，使其适合在战役级进攻中实现战役意图，同时如上文所述，岳飞重视敌后战争、人民战争，在绍兴十年的北伐中实现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成功结合。我们注意到，作为对手的金人也对岳飞持敬重乃至敬畏的态度。岳飞死后二十年，曾亲历绍兴十年恶战的完颜亮发动南侵，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薛季宣：《浪语集》卷二二）。而岳飞身后六十多年，金朝在诱降吴曦的诏书中也承认岳飞的“威名战功，暴于南北”（《金史·完颜纲传》）。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岳飞壮年遇害，赉志以殁，其所建功业与助秦横扫六合的王翦、扬汉威于大漠的卫霍等名将比起来可能有所逊色，也未能留下如《孙子兵法》这样的军事著作，但他理应在军事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需要注意的是，岳飞能在军事上取得卓越成就，其自身杰出的军事才能、岳家军将士的浴血奋战是一方面，而岳飞幕僚的贡献也不可忽视。这个群体里有皮厚腹黑手辣眼准的官场不倒翁薛弼，也有文能写兵书武能率背嵬军上阵厮杀的热血太学生胡闳休；有因父亲的历史问题而不能参加科举不得已走了“狗头军师”路线的异世高人黄纵，也有叔叔是秦桧党羽自己却纯良正直的少年进士沈作喆；有身陷伪齐十余年固守气节的沦陷区优秀知识分子代表高颖，也有自家二弟为了维护天子尊严面折金人而被杀、自己也敢说敢做勇于任事的烈士家属李若虚；有下笔千言为文天下传诵的笔杆子张节夫，也有生财有道但自奉简朴菲薄的铁算盘李启；有从岳飞打游击到冤狱被陷始终同患难共荣辱的文官型人肉背景板严致尧，也有本来是被秦桧派来当眼线和监军却被岳飞洗脑从此死心塌地并断送了自己大好前程的浪子回头中年案例朱芾。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最终为了同一个目的而拥有了同一个身份：岳家军幕僚。在岳家军中，他们或者负责通信联络，或者负责日常事务管理，或者负责后勤钱粮调度，或者负责参谋军事，或者负责领导文秘，关键时刻甚至能直接冲锋陷阵。正是岳家军上下的通力合作，造就了这支伟大的军队。限于笔者有限的军事学知识，只能作一点简析，从现代军事学角度分析历代的国家对外策略，其实是一个有着广阔前景的领域，笔者在此向英年早逝的曾瑞龙先生致敬！
笔者最后想说几点：
一：历史学本身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如邓广铭与其弟子王曾瑜两位先生在如岳飞问题、王安石变法问题上多有分歧，甚至会有截然相反的看法，这并不奇怪。历史问题同样是越辩越明，推翻以前的主流结论是常见的，但一切都以历史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为前提——基于史料的的理性分析。谋求理论框架的进步与维持某个既定史实判断并不存在根本矛盾。专门为推翻一个“可能仅仅是我看不顺眼”的结论而大做文章，是不足取的。
二：如今的中国，无疑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五十六个民族相互平等，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与国家分裂，这是最基本的观念。但历史上，民族间存在一定的侵略与压迫政策的事实是不可能掩盖的，历史给我们当下与长远处理好民族关系提供了许多经验与教训。就南宋与金朝当时的战争性质而言，就岳飞体现出的伟大精神而言，称呼岳飞为民族英雄，似无不妥。
三：岳飞尽忠报国、为人民而奋斗的伟大精神（民间多作“精忠报国”，据《宋史·何铸传》应为“尽忠报国”），随着时代的变迁，永远不会磨灭：
君不见，当御史中丞汪澈在完颜亮南侵的特殊时刻“宣谕荆、襄”，尚能见到“万灶鳞比,寂无欢哗,三军云屯,动有纪律”的“良将之遗烈”，而鄂州将士见到天子来使，联名上书为故帅鸣冤，至有“为我岳公争气，效一死！”之语；
君不见，从岳家军走出的李宝、岳家军的后人毕再遇、孟宗政、孟珙等，都成为保卫南宋的土地与人民的优秀将领，其中曾经自谓“曹州泼李三”的河北李宝，后来独当一面，在胶西全歼完颜亮水师，而孟珙亦在抗金、灭金、抗蒙的战争中成为南宋的中流砥柱；
君不见，被阉党迫害入狱的杨涟在狱中留下铁骨铮铮的《告岳武穆疏》，为匡复明朝奔走半生的张苍水于被捕后解送杭州前在《入武林》留下“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的慷慨自白；
君不见，从鸦片战争到抗美援朝，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为寻求民族独立与民族尊严，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真正践行了“用无数个无名的岳武穆，成就了一个有名的、中华民族的岳武穆”，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君不见，“两弹元勋”邓稼先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毅然回国，为祖国的国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一向不爱照相的邓先生却在一次于西湖参加会议时，拉着同仁在“尽忠报国”那四个古意盎然的字前照了一张相片，为自己的一生做了最好的注脚。
到这里，笔者想用王曾瑜先生的一段话作结语：
“历史是无情的。时势造就了岳飞这个英雄人物，却又由于各种力量和因素的交互作用，毁灭了这个英雄，特别是毁灭了他的理想。人民却是多情的，千百年来，西子湖畔的忠魂，得到了永久的尊崇和纪念。” 本帖最后由 lbxyzd2 于 2014-7-15 11:56 编辑
农民家的狗 发表于 2014-7-15 11:33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如果这是事实，那么非常不正常，高宗绝对不敢在这种事情上开玩笑般地搞什么双簧，关键是此例一开，皇帝立成 ...
秦桧在投降金国的路线上和宋高宗是一致的，但是两者之间存在政治权力斗争。而秦桧对宋高宗最大的筹码就是他与金国之间存在特殊关系：也就是他是作为金国派往南宋控制南宋朝野的代理人 lbxyzd2 发表于 2014-7-15 11:38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近日，复旦大学历史系知名讲师姜鹏老师在《东方早报》发表了名为《让岳飞回归历史》的历史评论，从岳飞问 ...
宋代这种偏安思维由来已久，自司马光对西夏的侵掠秉持“与其被抢不如先送”的施政开始，就逐渐成了宋廷的官方意识形态，很多现在看来的（当时也是）正人君子，比如苏辙，都是同一类。好像“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极端利己思想，在宋被大规模社会实践了，践行者不是一个两个当权者，貌似是整个士大夫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居乐业是第一位的，所有其他的都要让位，哪怕是宅子失了火，也总有人认为能够找到一个安稳的地下室继续美好的田园生活，直到被掏了老鼠洞，也不愿意劳心费力冒风险去救火。 将进酒 发表于 2014-7-15 14:41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宋代这种偏安思维由来已久，自司马光对西夏的侵掠秉持“与其被抢不如先送”的施政开始，就逐渐成了宋廷的 ...
你这又是胡扯了。。。宋朝对军事建设的重视程度那是历史上罕有的，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哪一个朝代能像宋朝那样可以长期将军费开支保持在百分之七十左右。
至于你说的所谓“偏安思维”是完全不成立的，宋朝对西夏的战争虽然在司马光当政的时代一度停止，但是到宋哲宗上位亲政之后又重新开始了，依靠雄厚的国力优势任意碾压西夏，而且一直持续到宋徽宗时代已经基本上差不多能够成功把西夏灭掉了，要不是这个时候因为金国崛起，辽国几乎要完蛋，宋朝的西北军事总指挥童贯认为可以有机会从辽国手上收复燕云十六州，从而将宋朝的军事力量从西北突然转向北方辽国，最后导致金兵南下北宋灭亡，北宋完全可以在几年之内就彻底吞了西夏了 lbxyzd2 发表于 2014-7-15 21:40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你这又是胡扯了。。。宋朝对军事建设的重视程度那是历史上罕有的，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哪一个朝代能像宋朝那 ...
我的天，宋朝对军事建设的重视。。。。。。
好吧，把财政收入的大半做了军费要算是重视的话，那肯定宋是空前绝后了。可如果从投入产出比看，那就是个坑爹的空前绝后了。
还灭掉西夏？收复燕云这种笑话少说为妙。真以为阉党无敌啊 本帖最后由 lbxyzd2 于 2014-7-16 13:33 编辑
将进酒 发表于 2014-7-16 11:14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我的天，宋朝对军事建设的重视。。。。。。
好吧，把财政收入的大半做了军费要算是重视的话，那肯定宋 ...
我说你能不能看过史书再说话好不好？宋朝的“重文轻武”一早就已经在宋史研究界确定为对宋朝的误读了好不好！你就算没有认真研究宋史，你至少也应该看看曾瑞龙教授的宋朝军事研究成果吧？！
http://tieba.baidu.com/p/2656381566
http://tieba.baidu.com/p/2191683429 将进酒 发表于 2014-7-16 11:14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我的天，宋朝对军事建设的重视。。。。。。
好吧，把财政收入的大半做了军费要算是重视的话，那肯定宋 ...
至于宋夏战争，《拓边西北》一文就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北宋自从熙宁之后，就基本上实现了对西夏的全面压制，并且步步紧逼，到了宣和北伐幽燕之前，西夏实际上已经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
http://tieba.baidu.com/p/2705073618 lbxyzd2 发表于 2014-7-16 13:36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至于宋夏战争，《拓边西北》一文就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北宋自从熙宁之后，就基本上实现了对西夏的全面压制 ...
任何轻视高宗的观点都是值得再三商榷的。 lbxyzd2 发表于 2014-7-16 13:36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至于宋夏战争，《拓边西北》一文就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北宋自从熙宁之后，就基本上实现了对西夏的全面压制 ...
额，你的链接帖不支持你的论点那？其讨论的不过是重文轻武是国策还是现象，或者是不是开国政策。我的意思当然不是开国或者发红头文件的那种政策。说是一种潮流更合适。不然请解释下狄青的下场是咋回事？轻武并不是说不要军队，而是把有军人倾向的行为方式施政方针从思想到组织上统统摈弃。到底是不是，看一下自汉以来（不只是开国时期），武人出身的在朝廷的地位，和宋比较，就可以得出结论了。
另外，童贯要能灭了西夏，何必去河北争功？直接灭了西夏就能封王了。你说的共识，不是一本书能否定的，何况你说的书并没有你说的意思。
提醒一下哈，楼歪了 楼有点歪了.岳飞的伟大基本赞成楼主,其实的持保留态度.那时候的史料现在太少了 本帖最后由 lbxyzd2 于 2014-7-17 00:42 编辑
将进酒 发表于 2014-7-16 15:50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额，你的链接帖不支持你的论点那？其讨论的不过是重文轻武是国策还是现象，或者是不是开国政策。我的意思 ...
宋朝的祖训是要以收复燕云优先。对宋朝历代统治者而言，收复燕云是所有对外经略行动当中最为重要的首要任务。横山之战之后，西夏已经岌岌可危，整个国家濒临崩溃，只剩下一口气。但是偏偏这时辽国也差不多完蛋，童贯趁机玩了一番机会主义，想着在灭西夏前先把燕云收走，完成这个宋朝立国百余年来最重要的未竟不世之功，结果宣和北伐变成悲剧，宋朝就没有然后了。 本帖最后由 lbxyzd2 于 2014-7-17 00:24 编辑
老土拨鼠 发表于 2014-7-16 14:10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任何轻视高宗的观点都是值得再三商榷的。
高宗其他方面都可以轻视，最不能轻视的就是他的无耻程度
赵构未曾慷慨请行
http://tieba.baidu.com/p/2111471130
论述赵构早年颇具光环的一个举动，曾经自动请求入金营为人质其实出于后来人的美化
赵构是否主战？ http://tieba.baidu.com/p/2446456786
关于赵构在金营的表现 http://tieba.baidu.com/p/2446424424
略论赵构和侍婢多死者 http://tieba.baidu.com/p/2419879828
赵构巴不得岳飞把二圣迎回来呢！http://tieba.baidu.com/p/2475980058#35913605896l
将进酒 发表于 2014-7-16 15:50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额，你的链接帖不支持你的论点那？其讨论的不过是重文轻武是国策还是现象，或者是不是开国政策。我的意思 ...
狄青的下场更搞笑，那是他自己没有政治头脑自己找死的结果，跟什么重文轻武完全没有关系 将进酒 发表于 2014-7-16 15:50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额，你的链接帖不支持你的论点那？其讨论的不过是重文轻武是国策还是现象，或者是不是开国政策。我的意思 ...
http://tieba.baidu.com/p/2075948042
从妥协退让到领土扩张：论宋哲宗朝西夏外交政策与军事战略兼容性 本帖最后由 lbxyzd2 于 2014-7-17 00:48 编辑
将进酒 发表于 2014-7-16 15:50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额，你的链接帖不支持你的论点那？其讨论的不过是重文轻武是国策还是现象，或者是不是开国政策。我的意思 ...
武人的地位？宋朝的军事体制你懂多少？拿汉唐的军事体制来跟宋朝做比较那完全是笑话！
不谈其他，就拿一个西北种氏家族为例，你认为汉唐时代能出得了这样的一支军队，这样的一个家族？
【曾瑞龙】北宋种氏将门之形成 http://tieba.baidu.com/p/2647979709
代序+引言
http://tieba.baidu.com/p/2642744997
第一章 种放出山与宋初崇儒之政策
http://tieba.baidu.com/p/2642762965
第二章 论宋人选将之难与种世衡的成名
http://tieba.baidu.com/p/2642824407
第三章 种氏子弟之晋身
http://tieba.baidu.com/p/2644032302
第四章 种氏子弟继起为将
http://tieba.baidu.com/p/2644596479
结论
http://tieba.baidu.com/p/2647957201
附录一 种世衡反间计考异
http://tieba.baidu.com/p/2647959891
附录二 北宋武臣换文资条例述要
http://tieba.baidu.com/p/2647961181
附录三 种谔的四次战役
http://tieba.baidu.com/p/2647961928
附录四 种谊洮州之战始末
http://tieba.baidu.com/p/2647963947
附录五 种朴事迹拾补
http://tieba.baidu.com/p/2647966411
附录六 种氏将门的其他份子与其他姓种的人
http://tieba.baidu.com/p/2647967709 本帖最后由 将进酒 于 2014-7-17 15:45 编辑
最无奈就是碰上你这样的。
所谓祖训就是个笑话。不过是神宗遗言收复燕云者封王罢了，你非要说神宗也是徽宗的祖宗，词义上不算错。不过捏，既然是祖训，不算神宗之前（也没好到哪去），之后到徽宗，有哪个宋X宗在施政上体现了收复燕云这个你嘴中“最为重要的首要任务”（不嫌绕嘴吗，语病啊）？把祖训重视到了直面燕云第一线的河北禁军糜烂不堪用，非得千里迢迢调西军北上，宋还真是像你所说对军事灰常滴重视。
所谓童贯时西夏濒临崩溃，这难道也能功绩贴金？当然宋人是这么干的，现在怎么还这么没出息？西夏以一州之地抗衡中原，宋朝以一国之力，趁西夏内乱国力下降占了便宜，竟然见好就收，正是其暮气沉沉不思进取的表现，有什么吹的？要知道和西夏全线停战是在宣和元年（1199），童贯蔡攸北伐是在宣和四年，哪怕是海上之盟也是宣和二年了，和燕云有一毛钱的关系么？
即便是哲宗朝雄起了一把，欺负一下西夏而已，然后就被辽给吓回去。归根结底还是重文轻武，不敢不愿强军强国。如果河北禁军有西军的战力，何惧北辽的威胁？要知道蔡京也对辽使说过西夏是我们的固有领土，和你们不同。恐怕是宋朝廷畏惧河北强军，可能比辽更甚。
一直又给宋翻案的，说什么胜率百分之七十，比唐都高。话说洗地也需要技术，更要顾忌点碧莲吧。宋一朝所有的战事，基本都是在战略上取守势上发生的。而且也没有人追究过统计口径。大英帝国名言是：帝国只赢得最后一场战争。看来大英帝国都不如大宋了，吼吼。
你的H点太低了，我以为你至少应该举例折家。你自己的拿来当证据的书自己都不看，曾瑞龙的书中明明白白把种家发迹的背景交代清楚了，那是在重文轻武、右文的大环境下发生的。种家的背景是高级文人，被征辟的隐逸，比科举都高大上。
俺就不问你知道多少历史了，这样灰常木有礼貌，是素质不高滴半瓶醋才干滴。只回答你的问题。
先秦时期，将门世家闻名者如：秦国自王翦之后，王氏三世为名将，蒙氏两代为名将；赵国之赵氏两世为主帅。还有乐羊、乐毅及乐乘等几世在数国统军的现象。这一时期，最突出者则莫过于楚国的项氏世将，如太史公所称：“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
秦汉以降，“将门出将”的现象依旧绵延不绝。如秦汉时之李氏将门，先后出名者有李信、李广、李蔡、李当户及李陵等数世，号“李氏世将”；周勃、周亚夫两代 则皆居西汉大将之位。在汉代，因陇西等六郡“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良家子弟往往从军而产生将门，如赵充国便因此成为西汉中 叶名将，其子赵邛亦追随至中郎将。与此同时，辛武贤与其子辛庆忌以军功分别至破羌将军、左将军，辛庆忌之诸子也继为将领，“皆有将帅之风”。两汉之际的耿 弇，在东汉的建立过程中功勋卓著，为一时名将，以后其子弟也多为将领，史称：“三世为将。”
隋朝名将韩擒虎出身将门，其父居北周大将军之位，韩擒虎之弟韩僧寿亦为隋将，其家族统 军者多人，故修史者曰：“韩擒虎累世将家，威声动俗。”唐初名将薛仁贵之后，其子薛讷继为大将，“后突厥扰河北，武后以讷世将，诏摄左威卫将军、安东道经 略使”。薛仁贵弟薛楚玉及其子薛嵩、其孙薛平、其重孙薛从，则数世为将。中唐名将张守珪一门三世为将，名振河西；出身将家的李晟，“世以武力仕，然位不过 裨将”。但自李晟立功成名后，家族数代统军为大将，其子李愬又再为名将。
至于狄青，我是举个典型的例子。其事件的性质可以从导致狄青郁郁而死的欧阳修两个奏折得出结论。
推其所因，盖由军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乐其同类，见其 进用，自言我辈之内出得此人，既以为荣，遂相悦慕。加之青之事艺实过于人，比其辈流又粗有见识，是以军士心共服其材能。
臣(指欧阳修)观枢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枢密。三四年间虽未见过失,而不幸有得军情之名。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欲乞罢青(狄青) 枢务,任以一州,既以保全之,亦为国家消未萌之患。
言下之意，大宋不得用名将，因为名将必得军心，所以用名将必有国家“未萌之患”。其中逻辑令人膛目。更不要说文彦博反问仁宗狄青忠臣语：“太祖亦周室忠臣”，这样的诛心之论。
狄青的下场可以看出，宋代文人给武人凭空扣上一个原罪。但从来不提得人心的文人也一样靠不住，比如王莽。欧阳修的“论狄青札子”，确实是无中生有，开秦桧莫须有岳飞之先河。这个人害了范仲淹的庆历变法还是算客气的，流毒不清的就是这个札子，文学是巨匠，治国方略政治头脑则是白痴。
宋代重文轻武，皇室为始作俑者，文人推波助澜，以致后来成文人尾大不掉，皇帝想改辙更张也不可得。纵然有一两个明白人，也是人死政消，元佑党人自宋就是正人君子的楷模，遗毒近千年。
曾瑞龙其人其文，西化甚重，于细节处可能有耳目一新的，大略则为了反而反，毫无价值。比如其把个别文人能舞刀弄剑，说成“也未见武人受歧视”。真是贻笑大方了，须知嵇康打铁，并非是时人把铁匠和嵇康看成同一社会地位的人。在澶渊城头吓尿了裤子的王钦若，因为以文人身份领一军，也因为“虽然险象环生但终究没有被破城”，也成了知兵的文人。好在他还是做学问的，只是疑问，还没敢直接否定重文轻武，只是说关心武人的细节，或者国初是不是这样一些不关大局的地方。所以奉劝一句还是不要拿着鸡毛当令箭的好。
曾的一大论据是这是清人的说法，好笑的是现在一个潮流是：清朝是个筐，啥都往里装。貌似马端临就对宋的军制无法强军有过一阵见血的评论。明末贾凫西在木皮散人鼓词中，也直言不诲，哪里是清人的创造。摘一段木皮散人讲史鼓词收尾。
宋太祖陈桥兵变，道的是:“禅了位”，
柴家那孩子，他懂的什么?
你看他作张作致，装没事，
可不知好凑手的黄袍那里拿？
“有大志”说出得意的话，
那个撒气的桶子，吃亏他妈！
让天下依从了老婆口，
净落得烛影斧声响磕嚓！
此后来二支承袭偏兴旺，
可怜那长支的痴儿活活唬杀！
你看青丝丝的天理有报应，
五国城捉去是谁的根芽?
康王南渡吓破了胆，
花椒树上的蝗螂爪儿麻；
他爹娘受罪全不管，
干操心的个忠臣呕血蛊了疮疤。
十二道金牌害了岳武穆，
倒算那讲和的秦桧不打死蛇。
这其间雄越赳的契丹阿骨打，
翻江搅海又乱如麻。
三百年的天下倒受了二百年的气，
那掉嘴头子的文章当不了厮杀!
满朝里咬文嚼字使乾了口，
铁桶似的乾坤把半边塌。
临末了好躲难的扬州又失了手，
教人家担头插尽江南花。
文天祥脚不着地全没用，
陆秀夫死葬南海鳖磕牙。
本帖最后由 lbxyzd2 于 2014-7-18 00:32 编辑
将进酒 发表于 2014-7-17 15:27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最无奈就是碰上你这样的。
所谓祖训就是个笑话。不过是神宗遗言收复燕云者封王罢了，你非要说神宗也是徽 ...
你口口声声说宋朝重文轻武导致宋朝军事失败，可惜你就是提不出证据
宋朝的确是注重文人治兵，但是这本来就是在吸取五代十国武人乱国的惨烈祸害基础上所作出的制度修正。但文人治兵说明宋朝不重视武备？这是什么逻辑？种家将你认为是文人还是武人？
实践证明，两宋通过对文人的军事能力培养同样可以收到极好的效果
重文抑武这个问题，首先原意是【崇文教，抑武事】。但是问题是，哪个王朝不这么干？
“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这是汉高祖时候就已经认可了的理念。汉朝文武分野不明显，但是到了宋朝，随着工作专业化程度的提升，各个领域专业性人才开始明显化，文武的分野也变得比较明确。所以重文抑武就错了？
拿韩琦埋汰狄青这件事来黑重文抑武。因为“崇文教”导致文官压制武将。我表示说出这话的人太高看文官们了。我们来看看武人出身的宋太祖是怎么说武将的：“上因谓普曰：「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这话啥意思能理解不？武将集团的名声从宋朝初年开始就烂的没有下限了。相比之下我觉得倒是更应该惊讶咋的到了宋仁宗朝重文抑武那么多年还混出这么个对自己武将出身的名声抱有盲目乐观估计的狄青。了
至于宋朝军事失败的原因，这里说的很清楚了http://tieba.baidu.com/p/2191683429
将进酒 发表于 2014-7-17 15:27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最无奈就是碰上你这样的。
所谓祖训就是个笑话。不过是神宗遗言收复燕云者封王罢了，你非要说神宗也是徽 ...
至于你拿狄青的问题非要套上什么重文轻武，只能进一步说明你完全不看历史，你知道狄青倒霉前后他的所作所为是什么不？ 将进酒 发表于 2014-7-17 15:27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最无奈就是碰上你这样的。
所谓祖训就是个笑话。不过是神宗遗言收复燕云者封王罢了，你非要说神宗也是徽 ...
最搞笑的是你居然还说出“欧阳修导致狄青死亡”这种笑掉大牙的狗屁话！简直是亮瞎了氪金狗眼
你读过历史书吗？你知道欧阳修写这段话的背景和目的是什么吗？
狄青自己的死本来就是纯粹心理素质差的问题，你居然还可以颠倒是非黑白说欧阳修害他死掉！读史书不求甚解，真是会害死人啊！ 得，碰上机器人了 将进酒 发表于 2014-7-18 09:44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得，碰上机器人了
你自己不读史书就瞎扯淡，自己脑补出来“欧阳修害死狄青”这种荒唐的言论，自己脑补宋朝“重文轻武导致宋朝军事失败”，简直令人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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